去上海

一

一九五七年夏天，“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我懵里懵懂，觉得成人世界很危险，就像光天化日下捉迷藏，竟玩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有一天，在音乐学院教书的表姐来我家做客，我脱口问，你是右派吗？表姐笑而不答，父亲大怒，认为我这孩子口无遮拦，将来非闯祸不可。没过两天，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中午，与我家合住同一单元的那家男主人俞彪文跳楼自杀了。虽说我自幼对死亡有长期而深入的思考，还是被“自杀”这个词所特有的含义吓呆了。

就在这时候，妈妈请假带我去上海看外公。这是我头一次出门远行，那股兴奋劲儿可想而知，掰着指头数日子。再说了，新守寡的郑阿姨半夜的哭声常把我吵醒，死亡的阴影让人透不过气来，这下总算逃脱了。

外公去年出了事：他在街上被踢球的孩子一记猛射击中，仰面倒下摔坏了后脑，造成偏瘫失去语言能力。他本来身体硬朗，喜爱运动，冬天坚持用冷水洗澡。一九五三年来北京小住，到处游山玩水，从相册上能看到他特有的乐观者的笑容。

在前门火车站，我头一次近距离观看火车头。巨型车轮和连接杆、高高的驾驶室、锃光瓦亮的黄铜管和阴郁的锅炉，真把我镇住了。汽笛长鸣三声，车厢剧烈晃动了一下。和母亲并排坐硬座上，我靠窗口：树木、田野、村庄，一闪而过。穿过大大小小的铁桥时，发出异样的轰鸣。在济南火车站月台上，妈妈买来只烧鸡。乘务员用大茶壶沏茶倒水。我们自备的搪瓷缸搁在小桌上，茶缸盖随车身震动轻轻打镲……

半夜被吵醒。妈妈告诉我，浦口到了，火车被拖上渡轮过江。有人吹哨指挥，缓冲器吱嘎作响，列车被分成几截，拖到渡轮甲板的铁轨上。江面黑灯瞎火，浪头拍击船舷发出阵阵闷响。工人用小锤检查车轮，叮叮当当。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对岸。第二天上午，火车驶进上海站，亲戚们在站台迎候，然后分乘三轮车，来到虹口区多伦路的一扇石库门前。

二

外公孙海霞（字曙光）生于一八八○年，浙江绍兴人。他从小上私塾，后考取上海电信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汉口电报局，负责欧美电信业务。他与黄兴结识，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前，他把外婆和孩子们送到湖南岳阳的亲戚家。在起义中，他参加敢死队，迅速抢占发报台，用电讯传达指挥部的命令，及时调动了部队。翌日举行庆功会，他荣获一等功，并得到一千元现大洋的奖金。黄兴要他留在革命政府担任电讯总管，他婉言谢绝，前往湖北钟祥任电信局局长，并用那笔奖金创办了中强中学，兼任校长。

每天早上学校升旗仪式后，外公亲自给学生讲时事，宣传民主与科学的道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外公在钟祥召开声援大会，并率众示威游行，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会道门势力，捣毁了县党部、农会等机构，也包括电报局和中强中学。他们冲到外公家，把我三舅吊起来毒打。在老百姓的掩护下，孙家的人乔装打扮，混出城门。外公躲在电报局后山树林里，趁夜色翻过城墙，一路坎坷，到达武汉。

交通部电信总局调他到上海，接管几家外国电报公司。上海沦陷后，日本人要他主管日伪的华中电报局。外公托词有病，躲到苏州乡下。日本人多次请他赴宴。他自知躲不过去，于是通过封锁线辗转到了重庆，交通部委任他为电信局总视察。天各一方，与家人一别就是八年。抗战胜利后，他调任为成都市电信局局长。一九四八年电信局工人发动大罢工，在外公支持下通电全国。他随即被勒令退职。成都电信局八百职工含泪为他送行。他回到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电信局副局长，直到退休。

在外公的动荡生涯中，出现了与我有关的插曲。一九四六年年初，母亲陪外婆从上海飞往重庆看望外公。在重庆珊瑚坝机场，由于不会用机场电话，外婆让母亲请旁边的小伙子帮忙，电话很快就拨通了。小伙子从重庆调到北京工作，机票紧张，他和同事在机场轮流排队等票。外婆见他彬彬有礼，一表人才，托他去看望我在北京的小姨，有招女婿之意。那小伙子就是我父亲。

父亲到北京不久去看小姨，不在，留字条另约。可突然间小姨因失恋卧轨自杀。由于一场悲剧，在父母之间，北京与上海之间，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一九四八年五月，父亲在上海与母亲成婚，一起搬到北京。于是我来到这个世界。

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多么偶然：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外公流落他乡，没有母亲陪外婆的重庆之行，没有父亲调动工作，没有战后机场的混乱，没有电话的落后，没有小姨的悲剧，没有北京与上海的两地书，能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