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春 琴（第3/21页）

等到吃完午饭，春琴去厨房洗碗的这个当口，夏桂秋笑吟吟地将一条热毛巾递给我擦脸，随后扬声道：

“吹。一天到晚就知道吹！什么特级飞行员喽，什么特训大队长喽，今天三等功，明天二等功，好像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宝货。等到那飞机从半天空往下一掉，轰的一声，腾起一片火来，连尸骨都化成了烟，被风刮得没影了。这下好了，不吹了，歇了屄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还口口声声威胁我，让她弟弟回来收拾我，来呀，你怎么不让他来收拾我的屄。”

桂秋在说这番话时，故意提高了嗓门，以便让婆婆在厨房里可以听到。碗碟在搪瓷盆里的碰撞和刮捎声突然停了下来，厨房里一片静寂。

短短半分钟的停顿过后，春琴仍接着洗碗。

就算天底下的婆媳都是天敌，就算多年的积怨与争斗压在心里不吐不快，春生刚死，桂秋竟然能说出这么一番话，已经不能用“恶毒”或“令人发指”来形容了。直到这时，我才忽然想明白，当初龙冬与夏桂秋谈恋爱时，春琴为何要不顾性命地加以阻拦。当然，春琴成天挂在嘴上的那句“迟早我要死在她手上”，也绝非是一时气话。

本来，我昨晚已经答应龙冬在朱方镇再住两天，到了这时，我只得暗暗在心里编造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以便在当天下午就返回邗桥。奇怪的是，不论是桂秋、龙冬，还是春琴，都没再流露出任何挽留的意思。

我和春琴沿着杂乱而潮湿的街道往前走。我记得当年春琴送我去南京时，走的是同一条路。面目全非的街道，已无任何遗存可以让我去辨认过去的岁月。二十四年的光阴，弹指而过，不知所终，让回忆变得既迟钝，又令人心悸。在经过一家水果摊时，春琴忽然站住了。她问我，知不知道一种名叫海洛因的东西。海洛因与赵锡光偷偷种在院里的鸦片相比，到底哪个更毒？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问，正想着如何跟她解释，春琴已经转过身去，向水果摊的老板询问芦柑的价格了。她要给我买点芦柑，让我带在路上吃，对我的劝阻完全不予理会。

老板斜靠在一个木椅上看电视。他懒洋洋地看了春琴一眼，说了一个价格。春琴还了价，老板就不耐烦地朝她挥了挥手，决定不再搭理她。春琴犹犹豫豫地往前走了几步，还是站住了。她又回过身去，再次来到了那家水果摊前。她撩起那件水蓝色褂子的下摆，斜着身子，从夹袄的侧兜里往外拿钱。那些花花绿绿、币值不一、叠得整整齐齐的碎票子，被她包在一面皱巴巴的手帕里。老板把称好的芦柑扔给她，带着一种嫌恶的神情，从她手里接过钱，看也不看，一把丢在了放钱的硬纸盒里，仍旧转过身去，瞧着电视机的荧屏，咧开嘴笑。

当年朱方汽车站所在的那个小山坡，已经被推平了。售票处的小屋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石化的一座加油站。

我和春琴在路边的站牌下等车。

我终于有机会认真地问她，春生到底是怎么死的。那时，春琴已不愿意再提这个话头。她的嘴唇不住地颤抖，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忍住了，没有掉泪。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叹了口气对我道：

“怎么死的？还不是叫人家给咒死了。说不定哪一天，连我也要叫她给谋害了。死了也好，我让她。”

春琴口中的这个她，指的是谁，不言而喻。

我明知道她们婆媳间的恩怨已势同水火，难以化解，还是说了一大堆连我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来安慰她。大概是看见一辆挤满了人的中巴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春琴把手里的那袋芦柑递给我，勉强朝我笑了笑，让我不用担心她，“到了实在熬不过去的那一天，大不了我就到南京来投奔你。”

她这么说，不过是一句玩笑话。但“投奔”二字，听上去还是让人有些惊心。

我回到邗桥之后，塑钢厂正式宣布倒闭。清算后的资产、地皮以及巨大的债务，都一同转给了南京的一家房地产公司。

我拿着买断工龄的六万块钱，提前办理了退休。

半年后，我从一场车祸中死里逃生。我在医院的病床上苏醒过来，面对大夫“如何通知家属”的严厉质询时，想来想去，这个所谓的“家属”，只能是春琴。但我没有提供她的联系方式。我强忍着麻药失效后剧烈的疼痛，对大夫笑了笑，道：“我的情况稍微有点特殊。怎么说呢，我既是病人，同时也是他的家属。”

大夫离开后，我忽然想起春琴“大不了我就来南京投奔你”那句话，不由得满眼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