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八 流水线英语（第2/6页）

吴氏活力教育科学创始人

吴氏活力语言创始人

吴氏活力英语同声翻译训练课程首席教师

吴先生四十五岁，方脸，两颊松垂，头发蓬乱，仿佛刚刚起床，体型略有点胖。他看起来不像教师，甚至不像城里人——更像那种你在中国小城镇里碰到的政府官员。准确地说，他就像你在中国小城镇上碰到的给政府官员开车的司机。看起来毫无活力。

吴先生的教学指导思想就是，掌握英语的关键就是要把人当作机器来对待。学完英语的字母和基本发音后，学生坐到机器前，让一排排单词从面前滑过。学生要把每个词都读出来，写下，但不用知道意思，一周接着一周练，直到最快速度。接着改用另一部机器，显示单词的中文意思；然后就进展到短句。每个阶段，他都把单词或句子用英语写下来，读出，而不去理解其意思。学生达到最高速度的时候——每小时写六百个英文单句——就算初步达标，可以进入语法阶段。只有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学习这些重复了好几个月的单词、短语和句子的意思。

吴先生把这称作“引导式教学”。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没有教师——由机器传授学生需要学习的一切。他最理想的学生每天要用功十一个小时：四个小时学习，吃午饭，午睡，再学四个小时，吃晚饭，再学三个小时。这恰就是东莞工厂的时间表，刚好卡住劳动法规定的底线，每天加班不超过三个小时。“在流水线上，人可以坐在那里，连续工作八到十个小时不休息，”吴先生说。“如果我们能这样学习，那该有多好！”

他的方法违背了已被广泛接受的语言学习规律——简言之，就是表达和理解，以及教师在学习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吴先生对这一切表示不屑。他说，中国的教育方法过分强调记忆，课堂把学生变成了被动的接受者。流水线英语会逼他们行动起来。

“你的手，脑，眼睛，嘴，必须学着快速、自动作出反应，”吴先生解释道。“你没有时间把一个单词翻成汉语然后记住。必须得训练自己的本能反应。”他说，流水线英语把这么多身体器官都调动了起来，能刺激大脑更努力地工作。科学显示，人类只使用了百分之五的脑容量。对于这些资料，吴先生张口就来。一般人每小时写两百个句子。女性每分钟可以背九十个句子，但男性只能达到七十五句。如果一个人一天花十个小时学英语，三年他就能做同声翻译。看起来，吴先生很想将整个宇宙简化成一系列化学公式：每一点事实都准确无误，但综合起来，就缺了点什么。不过他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学校里教授英语的方式确实有问题，重点是学生太被动。你可以死记硬背，托福考试拿高分——托福是最常用的英语水平考试——但就算你做到了，无论多努力，都不可能达到流利的水平。

上完吴先生的课后，我和春明在教室里溜达。她认出一个之前在学校碰到过的人。刘以霞，二十一岁，圆脸，亮眼睛，剪了个锅盖头，看起来像个布娃娃。她在这里学了一年英语，帮学校做些文书工作，抵用住宿费和学费。在春明的注视下，刘以霞跟我用英语聊了几句。听起来她压根不像是美国五年级的水平。但她不怕讲英语，也没有不停地抬手捂嘴，为讲错了道歉。

刘以霞现在的工作是给工厂的管理人员教英语——这让我很吃惊，虽然我本该想到。在东莞，一知半解你也有资格授业解惑。我问她以后打算做什么。

“国际贸易怎么说？”她用中文问我。我告诉了她。她的雄心大过天，又仿佛大声说出就会实现。

我和春明走出大楼，穿过科技馆门前的草坪。夜幕降临，路灯将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我下定了决心，”春明说。“今年我要么学好英语，要么就自己出来做生意。”

刘以霞离开家的第一年，吃饭睡觉呼吸都在学流水线英语。她白天在办公室上班，晚上在吴先生的机器前学习。她跟另外两个女孩一起，住在教室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们三个都在学英语，但刘以霞最刻苦。“我比她们俩大一岁，”她对我说，“所以我有压力，必须比她们学得好。”她来自贫困的江西，父母都是农民，耕地，养鸭子。她一直就喜欢各种语言；在家乡，她父母讲不同的方言，她习惯于在两人的语言之间自如切换，上中学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她成绩不错。可她没考上大学，而且家里也没钱供她继续读书，所以刘以霞来到东莞打工。

在吴先生的学校里，她努力提高自己的发音——周围没有人纠正她的错误，她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她是吴先生的明星学员，但他们的关系时好时坏。“他有时候对我很不好，”刘以霞说。“他也不让我背单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