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八 流水线英语（第4/6页）

流水线英语并非东莞唯一可疑的语言学校。英语热潮——学这门语言的强烈愿望配上对该怎么做的完全无知——简直是行骗的最佳时机。有家公司名叫阶梯英语，目标对准雄心勃勃的父母。交上五千五百元——差不多七百美元，对中国家庭来说是一大笔钱——学校就会给孩子提供英语教学资料，并由“教育顾问”时常登门拜访，查看孩子的学习进度。学校会邀请父母和孩子参加免费课程，以此作为促销手段，课上的那股劲头堪比直销集会。儿童教育专家对学校的方法赞誉有加，父母们争先为孩子报名。个别老师会将孩子带到另外一个房间，教他们几个英语短语；孩子回来之后，口中念念有词说着外语，此时父母们多半会动心，当场报名。

实际上，阶梯英语是个漏洞百出的骗局。据当地媒体报道，那些免费课程中的儿童教育专家，还有一些最起劲的父母，其实都是他们的雇员。他们的“教育顾问”最多去学生家里拜访一两次，都不是教师，而是销售人员，可以从每个客户那里抽一千元佣金。销售人员来公司的时候，必须花相当大一笔钱，购买教育杂志，解决交通问题，还得为这些免费课程租场地。基本上，阶梯英语就是个传销骗局，驱动力就是想学英语的盲目心态。

这个公司采取连锁经营，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愿意跟我交谈。刘以霞在飞速体会个中管理不善期间，曾短暂地在阶梯英语工作过一阵，她给我讲了其中的伎俩。销售人员奉命放学时间等在小学门外，看到开车去接孩子的家长，就凑上去假装很喜欢他们的孩子。“孩子出来以后，你就去跟他玩，”刘以霞告诉我说。“然后就邀请父母和孩子一起去参加阶梯英语的讲座。”十天之后刘以霞就离开了这家公司。“说穿了，这就是骗人，”她说。

还有一种欺骗涉及外籍教师。一些年轻的黑人出现在东莞的学校里，号称来自加拿大或是英国，提供英语辅导。这也许是中国迈向种族多样化的一个转折时刻，可惜不是。有位家长告诉我说，她女儿在幼儿园，班上的小朋友一看到他们的新老师，马上哭了起来，因为他们以前没见过黑人。学校开除了他。

有一天，我去看刘以霞，碰巧她的同事，号称来自加拿大的约瑟夫进来了。他是个黑人，三十岁上下，面容英俊，举止随和。他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跟我打招呼。

“你结婚了吗？”是他的第一个问题。

“你手机号码多少？”是他的第二个问题。

约瑟夫轻快踱出教室之后，我问刘以霞，“他从哪儿来的？”

“他说他是加拿大人。”

“他不是加拿大来的，”我说。“我从他口音里听得出来。”

她想了一会儿。“他还提过另外一个国家，干什么达……”

“乌干达？”

“对，乌干达。”

我终于明白了黑人老师的秘密。他们是非洲人，到这种闭塞的地方来，跟没有分辨力的学校混充母语是英语的人。多年来，有超过三万名非洲学生在中国读大学，这是北京政府支援发展中的同盟国家策略的一部分。他们留下来当外教是很合理的选择。在刘以霞的学校里，约瑟夫工资比她高，上的课时还比她少。

刘以霞责备我不该把电话号码告诉约瑟夫。“你得小心点，”她说。“他会一直打你电话的。”她说约瑟夫总是跟女学生搭讪；每当他跟女生要电话号码，那人通常就再也不来上他的课了。偶尔约瑟夫的学生会去问刘以霞，这句话用英文该怎么表示：我可以跟你做朋友，但不是你的女朋友。

每个星期四晚上，刘以霞在一家日本电子厂教英语课，有一天，我跟她一起去了。课堂上有四男两女，都是销售或管理人员，年纪都比她大。

她发还学生的试卷。“不用太担心今天的分数，”她说，一句话就打翻了千年来对分数的崇拜。“考验你们英语的不是分数，而是实际应用。”

学生们开始复习上星期的课程。刘以霞转向坐在前排的一个学生，用英文问道：“你学会了什么？”

“你要我用英文说么？”他用中文问道——开始就不太乐观。他挣扎一番，终于开口讲英文了，“我学了一些故事。很有趣。”

“你能用英文给我讲个故事么？”她问。

沉默许久。然后，他用中文说：“我忘了。”

另一个学生说，“我学了几个新词和说法。”

“还有什么？”

沉默许久。然后他用中文说：“我不知道怎么说。”

“好，轮到你了，”刘以霞对第二排的一个女生说。

她用中文说，“很难讲。”

刘以霞改讲中文。“学英语就是要说英语。如果你不说，你就没有学进去。一定不要怕犯错。我会犯很多错，但我从来都不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