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林丹娅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1998.8　书面访谈

林丹娅是我的好朋友，她在厦门大学中文系当教授，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性文学评论家，她还是有名气的散文家。所以她写的东西既有很浓的书卷气又文笔优美。多年以来，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默默耕耘，但又始终相互惦记着。林丹娅长得娇小漂亮，写起文章来却颇有锋芒，她的学问也做得很扎实，我很佩服她。去年她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度过了一段地狱般的苦日子，但她终于熬过来了。现在她又活跃在文坛上。

问：残雪你好。很久以来一直想有机会能够访问你。你是非常能够激发人想亲自问问的那一种作家。在读你的作品时是这样想的，在想起你的作品时还是这样想；在读不懂你的作品时这样想，在自以为读懂了你的作品后仍是这样想。虽然有一个妙喻是众所同意的：作家之与作品是母鸡与蛋的关系，吃蛋真不一定要认识蛋的妈。但有一种情况是这个妙比的例外，这就是当蛋本身存在着人所欲解的谜的时候。你的小说文本总是有本事让聪明还是不聪明的人都处于一种冲动式的猜想之中，只有理念才可能阻止这种猜想的发生。但你知道，人的有些理念真不比有的本能高尚或者纯粹。

至今犹记得第一次读到你的小说时的情景，“很奇怪”的感觉是那样强烈，它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很奇怪的感觉与其说是针对你多少具有特立独行风格的小说文本来说，莫如说是针对你这个作家与这样一种小说文本之间的写作关系而发生的。这里面存在一些令人原来难以思及的谜。因为对象是一种谜的性质，所以，这次有机会向你访谈，难免会带上一些对你及你的文本解读时产生的一些猜想。所有的验证、修正与反正，相信都是读解残雪文本的读者——当然包括我——所期待的。

答：虽然由作家自己来解作品中的谜似乎不太妥当，但我想，文学发展到今天，有一类作家同他自己的作品距离是越来越远了，也许我就属于这类作家。写作时排除理性，让潜伏在最底层的无意识直接展露；写完作品后也很少去读，而是抛之脑后，过了很久遇到某个契机时再去读。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我本人成了自己作品的读者。这就使得我有可能作为读者之一（不一定是权威的）来解读自己的作品，同时也给其他读者一些启发。但谈到验证，很遗憾，唯一能验证感受的只能是阅读本身。于是读者只好再一次去闯进那个世界，去尽可能获得那种苦刑般的快感。这样，验证便成了一个过程，结论永远得不到，因为它就在你的渴望当中。当然，我愿我的解读能同读者沟通，使其他读者的感受得到某种佐证。

问：有意思。你一开头就使我拥有了一种佐证：我总感这世界存在二种文本的生产形态。少数作者能够获拥进入创造场景中的天赋。处于创造境界中的他们，已不再是置身生活场景中的他们。因而他们的作品不但超凡脱俗，也超自脱我。因而他们的创造能量自我也无法预知，何况他人。举个小小佐证，这类作者准会让在生活场景中遇到的读者感到意外；大多数的作者多是意不过生活场景中的读者之外的。而我窃以为这里实际上已有一个创造的“无限”与“有限”之界在显示给我们。读你的小说，首先第一感觉的确有如某个“老外”批评者的感觉：不相信中国竟有人会写出这样的作品。面对这样的作品在中国的横空出世，我们也感到很不相信，觉得它相当“洋化”，是相当地道的具有“现代派”意识与表现的作品。后来，在阅读了众多的类似张贤亮贾平凹那样好读的当红男性作家“土生”的小说文本后，我很感兴趣为什么这样“洋化”的文本，会相当先进地产生在类似刘索拉、张辛欣、残雪这样的女性作家笔下。它在她笔下的生成，是属于自然土生的，就是作家个人意识在本土现阶段文化背景下水到渠成的那种，还是属于望洋而趋凌空嫁接刻意为之的那种，或者是一种心领神会一拍即合的关系。这里也许可以找到我的一个臆想：在中国当下文化状态中，性别与文本构成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特定关系。我有听到人们评论你的小说（写作态度？）“矫情”的说法（这也是一个我觉得相当有趣的生活现象：人们更习惯把这样一个词粘贴给一个女性或者一个有“女性化”倾向的男性），但我担心我们是如此容易忽略掉一种人不能表白的属于黑暗中的痛苦：人们总把某个人的“真情”当做“矫情”。以我的观察来说，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一个对“情质”认识有差异的问题，莫如说绝大多数是对“情表”认识有差异的问题。也就是说，“矫情”的评定常常更多的是出于对“表情”的误读与误解。由于“矫情”内含众所领会的“虚情”成份，我担心我们在以真为假的判定下忽略掉某种真实。你当然会知道你的小说文本如何地与众不同，所以我很想知道，这一只让人不得不追究她母亲的“怪蛋”，究竟是怎样被产到这个与它还明显格格不入的文本社会上的？它是人们通常最先感觉到的“故意性”写作行为吗？如果是的话，这种动机是怎样产生的？它有预期效果与目的吗？如果不是的话，你有没有想过有关于你的小说文本与同时同地的他小说文本和她小说文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太过明显的结构差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