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近藤直子　日本著名评论家、翻译家

1991-2000

我于一九八八年开始与近藤女士对话，多年来的这些谈话大部分都是涉及文学方面的，此处发表的仅是当中的一些片断，这些片断在今天看起来仍不过时。近藤女士是东京日本大学教授，专业是中国文学研究，作者的所有作品都是由她翻译出版。近年来她还在东京出版了一本残雪评论专集和一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集。以下谈话由我整理。

关于写作

（谈话发生在一栋破房子的平顶上头，季节为冬天）

答：你写下的句子那么透明。但是你很久不写了。

问：是啊，我并不喜欢写。我总是希望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再说有的东西不能写，比如你的小说《思想汇报》的评论。那种东西没法尝试，你想不出我有多么恐惧，如果硬去写的话，我会死掉。

答：我也是一样。近来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了。我想了个办法，写几句又在房里走动一下，想些别的事，免得因为过分的恶心而写不下去。这样做很有作用。但也许不适用于你，你毕竟是日本人。我一边看着窗外一边想，我在两个世界里进进出出嘛。实际上哪一个世界呆久了都会恶心，当然最恶心的还是写作，也是你说的交合的瞬间。所以还是要写，我们只有这一种以妥协为前提的武器。

问：不写也可以。像《苍老的浮云》里头的虚汝华：“我吃酸黄瓜，过得很坦然。”活就是写。

答：当然也可以。但老天给了我们才能，也限定我们只有在写当中才能充分活。我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我不甘心啊。

问：（沉默）

答：我常想，休息一下吧，享受一下人间的生活，可是立刻就发现自己享受不了，于是只好回去写。这种情况，美国作家威廉姆・巴洛夫在他的小说《Junky》里面的体验同我很相似，所以你才会买了这本书送给我的吧。巴洛夫小说里的主角并没有达到作者的境界，作者的境界高主要是他写出了《Junky》这本书，也就是说他要告诉别人的冲动使他的境界升华。吸毒毕竟是被动的行为，既然结局早定下了，只好一天等于一年地将时间细分。我不赞成吸毒。

问：你在说我吧？

答：我只是在分析自己以自娱。你写的一系列的评论都达到了诗的极致，不止我一个人这样看。如果我们都不写，仅仅像水消失在水中一样静止，这件事就不存在。我们难道不是那个无边无际的世界里的一个“事件”吗？我愿意这样想。

问：“写”是一种同性相关的行为，我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都在衰退，中国成了最有活力的地方，只有这里能引起我兴奋。不过我这种兴奋是很靠不住的，很快就会被虚幻感所压倒。我们站在这个屋顶上，我抽着烟，凝视着前面的夕阳，就会有那种东西在我里头感动着我，但是我不敢写下来，我怎么能写下来呢？这不是太岂有此理了么？在风景很好的地方抽着烟，这就够了。如果我知道自己的死期的话，我会带两瓶好酒到山上去，慢慢地喝醉，那该有多么美。

答：个人的精神享受当然是第一位的，但真正的美总是同英雄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吧。你怎么能总不写呢？你是真的对外界完全没有兴趣吗？我的情况却是，与世俗结合得太紧密了，只好在自己内部分割。我很少想到义务，我之所以要写，还是为了用内在的空灵同粗俗的外壳进行交合，虽然恶心、厌倦，但终究乐此不疲。我也设想过自己的最后的日子，我到了那个时候，如果脑子还没坏，我会不断吸收外界的信息，把自己的末日忘掉。到了终于忘不掉的最后时刻，我多半会是因恐惧死亡本身而死。酒也好，致幻剂也好，对我这种类型大概作用不大。实用主义本来是我们民族的特点，在我身上所起的作用是不是有点奇妙？最实的和最虚的。实用主义导致了我有大量的作品。但我不能像你那样意识到，你比我更能拥有那种高级的享受，你沉溺在里头，时常变得无法粗俗了。

问：日野启三最欣赏的大概是你的活力。我记得小池先生说：“怎么能写出像《两个身世不明的人》这样的作品，真难以想象。”

答：实际上每一篇作品的创作都有死胡同的感觉，你也是这样吧。障碍是事先设置的。有时候，障碍令人头脑麻木，甚至觉得前功尽弃，这个时候，只要稍微放松一下意志就会放弃尝试了。你之所以常常放弃，是因为你的民族不具有阿Q精神吧。这种气质对我的监护作用很大。

问：近来我姐姐的画越来越单纯了，仅仅就是画布上的一根根直线，和什么都不画离得很近了，我比较能理解她那种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