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　自问自答

2001.7.2

问：你的家庭环境对你的创作有过什么影响？

答：我于一九五三年生于长沙。父亲原为新湖南报社社长，后来成为右派集团头目，母亲也是同样命运。对于幼年时的生活我只有模糊的记忆，稍稍懂事的年龄就赶上过苦日子。由于父母均劳改，当时我们那个十口之家比一般人都要苦，什么野草、菜蔸都弄来吃。我的父母是那种从不与人拉关系的人，遇到灾难我们大家都只有硬挺。后来右派“改正”了，父母不久就退休了。我生孩子后失去了工作，又不愿求人，就同丈夫一道自学裁缝，开店。做了几年就赶上了发表作品的好时候。我的成长环境造成了我特殊的个性，这对我这种创作的影响当然是决定性的。我想我之所以采取这种极端纯粹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大约同自己总是被逼到要“狗急跳墙”的个人生活有关吧。世俗生活的确是无法忍受的，必须有另一种生活，才能使表面的生活有意义。

问：你的小说执著于心灵的世界，你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呢？创作过程中自已是什么状况？

答：灵魂到底有没有？我相信读者已从我的作品中捕捉到了一些印象吧。迄今为止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将人心里面那些深而又深的处所的风景描绘给人看。那是一个我们国人不太熟悉的领域，对它的开掘既需要坚强的理性又需要非理性的创造力。从我决定写作的那一天起，我就发觉自己具有这种老天赋予的特异功能，那是一种有点神秘的能力，既让笔比自己先走，但又不是乱写，而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玄想，一种用强力排除世俗向虚无的突进。黑暗的王国是密不透风、令人窒息的场所，人在世俗中生出热的血、沸腾的力，为的是深入那种场所去探险，去体验那种可怕的自由与解放。因为那种场所对于艺术工作者的诱惑力总是大于它所引起的恐怖感。多少年来，一些艺术家的共同努力早已证明深层意识的大海是一个无边无际的黑色世界，这个世界有其与现实形成对称的自身的规律，但人决不能凭理性把握它的规律，在那里头辗转的艺术工作者只会获得“寻找就是找到”这样一种微妙体验。

问：为什么不读哲学和心理学、语言学方面的书？

答：倒不是有意不读，只是没有时间，文学方面的书还读不过来呢。这里头大概也有个“异道同归”的道理。当我的创作达到一定的深度，当我把自己喜欢的那些文学经典仔细钻研了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同哲学或心理学是完全相通的。

问：为什么你书中的人物都具有隐晦曲折的心理？

答：大约是因为我只对深层的东西有兴趣吧，这也同我身上“凡事要追究到底”的遗传因子有关。我父亲也是这种人，凡事认死理，决不满足于表面的一知半解。我性格中尖锐对立的方面太多了，我以笔为舌，将它们一一描述，这种描述越深入，层次就越多，越显得暧昧、隐晦。读者如要进入他们的境界必须有种对艺术的渴望。否则的话，谁愿意硬着头皮来吃这个苦啊。

问：你到底喜欢鲁迅作品中的什么？

答：我喜欢鲁迅，主要是因为他对于传统的不屈服，反叛到底，像他那样对中国旧文化恨之入骨的人在今天仍很稀有。现在不能提反传统文化，一提就遭来非议，即算提，也要说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正因为这样，艺术上前进不了。鲁迅的《野草》一类作品，是对传统的彻底反动，真正超越了“文以载道”。

问：怎么想起评论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他们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答：博尔赫斯和卡夫卡创造的都是纯而又纯的尖端艺术，他们对作品的要求极其苛刻，不求读者多，只求同终极之美靠得近。写他们的评论既是为了我自己的创作，也是出于对国内文坛现状的不满。谈到影响，我一九九八年才开始读博氏，卡夫卡倒是对我有过决定性的影响。我喜欢他那种高超的精神舞蹈，还有那种奇异的爆发性的生命力。可惜国内真正读懂他的人少而又少，为此我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灵魂的城堡》，用我独特的创作经验作为武器，来攻克艺术的高峰。

问：纯文学如果不能被读者接受，引不起读者的共鸣，那么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答：纯文学作家开拓的世界同“耕地”有很大的不同，那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没有边际的世界，也就是所谓“空灵”的境界吧。这个境界不为广大读者所理解，因为它高高在上，只有那些精神生活极丰富的人有可能进入这个变幻莫测的领域。这个文学种类发展到今天，雅俗共赏恐怕是谈不上了（其实从来就谈不上），但读者还是有的。不要因为读者的数量少就贬低纯文学，说到底，我们人类难道不应该为自己能产生出如此高级的境界而觉得鼓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