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决定了故事的生与死

——谈《文学病人》

我对科幻类文艺作品的涉猎，无论是兴趣还是阅读（观影）量，都不比对别的作品更多。我得承认，在写这篇创作谈之前，我刚在电影院里看《银翼杀手2049》的时候打了一个盹儿。所以我其实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我刚刚开始一两年的虚构生涯里，会接连写了两个疑似科幻的短篇小说，去年的《千里走单骑》和今年的《文学病人》。

当然，对于这样的标签，科幻界多半不会同意。在文本中，我对于人工智能的那一点点停留于皮毛的认识，没有可以讨论的价值。那只够我搭起一个简陋的框架，搁上许多既不科学也非魔幻的内容。一直写到第二节末尾我才知道我真正要写的是什么。当时，毫无预兆地，一个句子从脑海直接跳到屏幕：“文学病人的症状与作品的指标一一对应。从他们皮肤上掠过的每一阵燥热和微寒，每一个笑点和泪点，每一次走神再回来的时间，都决定了故事的生与死。”

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概念先行的故事，这一点倒是跟绝大部分科幻作品差不多。概念的来源也很简单——机器人有没有可能抢掉小说家的饭碗？如今，对于以文字安身立命者而言，出现类似的念头很自然，甚至连灵感也谈不上，更像是一个在无聊的傍晚，某个昏暗的角落里响起的有一搭没一搭的玩笑话。

紧接着这个傍晚之后的清晨，我没有放过这句玩笑。我开始给机器人和小说家的比赛设计规则。顺着问题追下去，我发现所谓架空的未来，与现实自然地交叠在一起。我更关心的，不是这场奇怪的比赛的输赢，而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文学的——毋宁说是故事的——本质、历史、现实与未来。

故事的危机，与其说来自机器或者数据，不如说来自人类自身，来自越来越习惯于被“算法”（无论它来自机器还是商业的、功利的需求）控制的作者和读者，来自人类在积累了上万年故事型之后面临的对于“枯竭”甚或“终结”的现代性恐慌。所以，在《文学病人》里，我让人与机器的斗法最终演变成“作者”与“读者”的对峙，并且在一场激烈的比赛里安排一个休整期，让这两个阵营都有机会派出代表来背靠背地向我们阐述观点，从而构成吊诡的、让人啼笑皆非的对照。用小说叙述者“我”的话说：“这两拨人热火朝天地折腾了一通，总算发觉大家都困在同一条战壕里，于是决定再努力一把——然而他们各自努力的方向，似乎是互相抵消的。”

让情节和人物成为演示观念碰撞的工具，这样的写法是否成立，是否达到我想要的效果？说实话，我拿不准。但写作《文学病人》的那几天很快乐很过瘾，差不多是一个积累了二十年外国文学编辑经验的人在自言自语，同时排空了一身毒素的过程。在这篇短短的小说里，我有机会一次性清算自己的文学观，开两句瑞典文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的玩笑，还能向自己热爱的诗句致敬，在文字里埋藏我的私人阅读史。小说里出现了多少文学人物和文学掌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数一数。凡是能够解释的，我都在前后文略加照应，有些干脆就仿照翻译小说的样式，直接在页底加脚注。所以，无论是《百年孤独》或者《立体几何》的开头，还是爱打架的海明威和诺曼·梅勒，都以一种滑稽的狂欢姿态挤在我的小说中，合力制造某种迷人的幻觉：在文学的虚拟世界里，众生平等。我们都发着低烧，我们都是文学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