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落胸怀成古丘王安石

宋神宗时期，经济发达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税收也好于前朝。但政府依然入不敷出，财政赤字不断增加。这个怪圈其实自英宗起就开始显现：一方面，宋朝为了维持表面上“和平与稳定”的局面，不得已向辽国进贡“岁银”，这种花钱买和平的方法可以理解为“破财免灾”。而另一方面，虽然不打仗但依然要养兵，因为怕打仗所以要养更多的兵，以防不测。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没有战争的宋朝却要为大笔的战争经费买单。在表面繁荣的背后，积贫积弱的经济态势已日趋显露。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宋代历史迎来了一位有勇气也有志气的皇帝，他希望可以通过变法重振朝纲，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这位皇帝就是宋神宗。就像晚清的光绪帝需要康有为的支持一样，宋神宗在人群中搜寻，希望可以找到愿意站出来和他同心同德眺望未来的人。而这个人，就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和政治家——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庆历二年（1042），年仅二十二岁的王安石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少年得志的他并未得意忘形，入仕后，没有马上巴结权贵，而是暗暗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向仁宗上“万言书”，提出政治改革，认为应加强边防，革除科举弊端，消除颓废奢靡的风气，以求“合于当世之变”。但王安石的万言书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据此，他判定变法时机并未成熟。此后，他不断谢绝朝廷一次次的任命，甘居地方小官，宁可小范围推行变法，造福一方百姓。

英宗在位期间，屡次招王安石入京任职，都被王安石以种种理由婉拒。在他看来，官位多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成就自己的理想，如果进得朝堂却身不由己，还不如埋没乡野为百姓做些实事。当然，这个阶段的韬光养晦拒不为官，一方面是因为王安石正在苦等明君，静待时机；另一方面，他这样“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姿势实在为自己的名声做了一次成功的营销、口碑的炒作。

1067年，王安石终于等来了命运的拐点——神宗的传召。宋神宗为摆脱内在的政治经济危机、外部辽与西夏的侵扰，决定起用王安石。1069年，王安石主持变法，位同宰相。在宋朝艰难呼吸的关口，神宗和王安石也在彼此的扶持中互相汲取前行的力量。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浪淘沙令》

王安石早年立志，一直在等待机会。如今遇到神宗，觉得犹如遇到成汤、周武一般舒畅，也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成就一番事业。这首《浪淘沙令》正是王安石任宰相时所作。

上片写伊尹与吕尚这两位老人，顺境和困境都曾经历过。吕尚曾是一个钓鱼的老叟，伊尹也曾做过替人躬耕的奴仆。如果不是遇到了明君贤主，可能他们最终都只能老死于山野。下片写他们与成汤与周武相遇，如云从龙，风从虎般，谈笑间便建立了兴王之业。这里，“云风比喻贤臣，龙虎比喻贤君”。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上千年，但他们的丰功伟绩，至今谁能与之争锋？

此时的王安石，正是大展宏图之际，胸中涌动的是志得意满的豪迈，所以这首词气势恢宏，给人以很大的精神力量，似乎也暗示了王安石当年变法的决心。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变法。变法内容涉及甚广，“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各项法规，从农业、商业、兵役、教育、财政税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入手，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用以革除社会的弊端。某种程度上说，变法无疑是有利于“国富民强”的，但由于改革必然触及大地主和大官僚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保守派的疯狂反扑，甚至连皇亲国戚、两宫太后都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终于，宋神宗抵不住各方面的压力了……

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遭罢相。

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复相。但复相之后，王安石发现已得不到更多的支持。《宋史·奸臣传》记载吕惠卿这个小人曾抖出了很多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说王安石有“欺君之嫌”，从而导致了革新力量内部的分化。王安石知道变法已万难推进。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从政治的聚光灯下走出来后，王安石回到了金陵的平常生活中。无限的慷慨悲凉，曾经的漫嗟荣辱，他等了一辈子的梦想，都化为纷飞的词句，飘入他的作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