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绝冠平生苏轼

苏轼的人生是一部坎坷的悲剧。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与弟弟苏辙同中进士，一时间，兄弟俩名扬天下。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彼时的欧阳修正致力于诗文革新运动，苏轼潇洒的文风令欧阳修眼前一亮。但欧阳修误以为如此好的文章恐怕是自己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他将苏轼评了个第二名。甫一出场，虽光芒万丈，却无端背了个“黑锅”。天意弄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仁宗时期，北宋虽然歌舞升平，但军事、经济上的问题开始日益呈现。苏轼在考中进士前后，写了很多策论，关注的都是国家、政治、改革等宏大话题。他提出应该“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颇具“变法”的精神，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国家效力。

那一年，苏轼只有二十一岁。那是柳永、晏几道、蒋捷等文艺青年钟情于灯红酒绿，纵情于秦楼楚馆的年龄；苏轼却已然心怀家国，情系天下。当时既有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提携和激赏，又有自身的满腹经纶和冲天志气，如果从那时起就开始做官，苏轼定能成就一番事业，他的人生可能也会迥然不同。遗憾的是，苏轼刚中了进士不久，母亲就逝世了。

古人讲究父母之丧要守孝三年，于是苏轼回到了四川眉山老家。三年后回到汴京，没过多久，仁宗就死了，英宗继位。

好在宋英宗也非常想重用苏轼，想调他入翰林院做自己的秘书。当时的宰相韩琦觉得苏轼太年轻，没经过什么磨炼，应该从基层干部做起，慢慢树立自己的威信。从长远看，宰相的考虑确乎更周全些，苏轼遂从卑微的小官开始做起。不幸的是，没过几年，苏轼还没等到一展才华的机会，父亲苏洵又死了。

苏轼仍然要返乡守丧。又是三年后，苏轼再回汴京。此时，英宗驾崩，神宗已即位，王安石已经开始变法。当年苏轼深思熟虑的“革新”事业，现在已经有人在做了。无论怎么追赶，好运似乎总比苏轼快半拍。

回京途中，苏轼和苏辙看到了“新法”推行过程中的弊端和引起的骚乱，心中很是忧虑。回京之后，先是苏辙因议论新法忤逆了王安石的意思，遭到贬官。第二年，苏轼又上书神宗议论变法，结果得罪了“新党”的人，所以脚跟还没站稳，就被发到杭州做通判。

先是杭州通判，三年后改知密州。在密州的几年里，苏轼的豪放词风初具规模。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

熙宁八年（1075）冬，苏轼在密州任知州，出猎的壮观景象震动了苏轼的内心。他借助历史典故，描画了一番抗击侵略的壮志，抒发了满腔杀敌报国的雄心，当然，也委婉地表达了渴望得到重用的愿望。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属于苏轼早期的豪放之作，其形式和内容已基本奠定了豪放词的雏形。

之前的词人，无论是柳永周邦彦，还是晏殊欧阳修，宋词在他们手里的作用主要是“玩赏”。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写给歌妓的，偶尔流露出对人生的感慨、境遇的感怀，几乎都跳不出“春女思，秋士悲”的窠臼。轮到苏轼写宋词，一切套路都不能拘囿住他自由的心灵。他将自己的理想，怀古的感发，化成对现实的追问，对未来的期待。时光匆匆不等人，自中进士后，仕途波折不断，三年又三年，此时的苏轼已年届不惑。但苏轼斗志依然很高，“鬓微霜，又何妨”，只要皇帝一声令下，“我”还是会拼尽全力将雕弓拉得像满月一样，瞄准西北，射向西夏。

苏轼射出来的壮志与豪情，虽然没能抵达西夏，却如一支利箭般划开了宋词华丽的大幕，拓宽了宋词写作的领域，展现了“词言情”之外的可能——词可以言情，也可以言志。后世豪放词能在文学史大放异彩，成为宋词的重要流派，苏轼对此功不可没。但彼时的苏轼，对未来的一切浑然不觉，正在知州的位置上勤勤恳恳地做事。

在知密州的第二年，苏轼命人修葺城北旧台，弟弟苏辙为此台题名“超然”。1076年暮春，苏轼登上超然台，满眼春色，触动了心底浓烈的思乡情，于是写下这首《望江南·超然台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