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前言

我对苏长和博士将《霸权之后》一书译成中文，以及他为本书中文版所写的内容丰富的前言，深表谢意。他在这篇前言中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例如，他认为我作为一名学者，提出问题的能力要更胜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可以这么说，我在过去提出的许多理论研究议程，至今仍然值得进行广泛的探讨。当然，我特别荣幸能见到本书中文版的面世，而且，我也非常欢迎任何来自中国学者对本书观点的评论、批评、补正以及经验上的检验。

从某些方面来讲，苏博士在前言中所作的评价对我来说也许受之有愧。他指出《霸权之后》是我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我当然同意这种说法，但是这是有限制条件的。就如他所指出的，本书提出的中心问题，就是在一个急剧发展的相互依赖世界（现在称为全球化）中，合作怎样能够得到培育，秩序如何才能得到维持？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最早在1977年我和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最近已出了第三版）一书中就已提出来了。[1]我想，《权力与相互依赖》先于《霸权之后》提出了许多世界政治中新的发展趋势问题。《霸权之后》一书要做的只是提供一种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理论视角，这种理论视角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是没有的。然而，如果没有我和奈早期的合作研究成果，《霸权之后》一书是不可能写就的。奈后来在他的独立著作《注定要领导：变化中的美国权力》[2]中，对《霸权之后》一书的主题也作了深入阐述。

苏博士在他的前言中所提出的一些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一直为过去许多美国学者就本书所作的评论文章所疏略，所以接下来我想再强调这些问题。我的确一直重视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联系的重要性，然而我并没有为这种联系提供一种整合的理论，考虑到当代世界中各国文化和政治的巨大差异，这样做也许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表述我对国际关系的认识，有时为了分析的目的我试图将国内政治程式化，然而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国内政治是不重要的，而只是意味着将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完全联系起来并进行理论上整合，对我来说太困难了。苏博士也正确地指出，我发展出来的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在解释国际机制为什么得以创设及其为各国所支持等问题上，要更胜于对国际制度为什么在范围、权力和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多样性等问题的解释。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联系，以及国际制度的多样性问题，无疑是当代世界政治研究中最重要的前沿课题。

在对当前这些学术前沿课题进行阐述之前，不妨让我先对《霸权之后》一书的论述作些反思。我仍然坚持我在《霸权之后》一书中所作出的基本论证途径，它很好地经受住了冷战结束的考验。现实主义者设想冷战的结束将导致国际制度的衰落和崩溃，他们认为国际制度只是大国冲突的反映，不是由各国设计出来以在各个功能议题领域促进相互有利的合作的。[3]然而，欧洲联盟自1990年以来已得到显著的加强，北约无论在范围和职能上都得到了扩大，世界贸易组织也扩充了其职责，并被赋予了许多新的解决纠纷的权力。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制度的扩展和深入证明我在《霸权之后》一书中所论述的制度主义观点的正确性；而我所致力倡导的国际机制语言，现在也为政治家们所使用。例如，克林顿总统最近在为其同中国保持接触政策的辩护中就指出，美国“应该继续致力于将中国纳入到涉及全球规则的国际机制和制度中来”[4]。

然而，只有顽固不化的学者，才死守其一成不变的看法，对过去16年来(1)世界政治中所出现的重要观点视若不见。有些年轻学者以发现我论证中矛盾或者反常的地方，以及存在的薄弱环节为一大乐事。下面，我对本书中我所认为的一些薄弱环节作一列述。

首先，《霸权之后》一书的书名多多少少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当我在1981年到1984年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指望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优势会像过去35年那样持续地衰落下去。但我并没有认为衰落会是直线下降的，我只是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后霸权的时代。美国经济实力的恢复，欧洲的相对停滞，以及日本在过去10年中所面临的经济萧条，加上苏联的解体，说明我那时的预期错了。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霸权比过去要更加明显，其霸权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讲，比冷战时期都更具主导能力。这样一来，我们事实上还没有看到可资检验国际制度在“霸权之后”是否会存续的例子。我相信，事实表明，国际制度与它们创立时所发挥的价值一样，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对这项命题的检验只能留待日后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