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版前言(1)

对于任何作者来说，他的著作在二十多年后仍然被阅读和引用，是一个令人感到万分满意的消息。但一本关于当代世界政治的著作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还能保持如此的生命力，其作者也会感到惊讶。自《霸权之后》出版以来，苏联已经解体；美国保持了对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济优势，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军事主导地位；恐怖主义取代了对国家间核战争的恐惧，成为对美国人民安全的主要威胁。

“霸权之后”，确实是这样！本书的标题似乎稀奇古怪地不合于当代现实。在1945年至1984年这段时间里，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保持着引人注目的合作关系。许多理论家将这一事实归因于美国霸权（例如，Gilpin, 1975; Krasner, 1976）。然而，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国似乎在走向衰落：事实上，过去的20年时间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中的比重非常显著地下降了（参见表9.1，第192页）。我没有预期未来会出现陡然衰落，但我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后霸权时代。被我称作霸权合作（hegemonic cooperation）的词组和霸权国表现出来的衰落框定了我这本书的核心议题：“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世界政治中的合作如何才能发生？”（第13页）。这一问题似乎有着紧迫的政策关联，因为许多人认为美国霸权的持续衰落预示着高烈度冲突将会重现，促进国际合作的国际制度将会解体。

我的这一立论框架很快被证明范围太过狭窄。我的朋友和合作伙伴约瑟夫·奈在看到《霸权之后》的草稿时告诉我，将军事—安全关系的分析排除在外是有误导性的。但我发现，为了建立并试图评估（如果不是真正检验）一个前后一致的思考路径，我需要缩小我的立论范围。所以我退而求其次，用一段话来解释我不论及安全议题（第136—137页）。奈在他的著作中仍然将经济和安全议题结合起来。他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提出，美国比人们一般认为的更加强大——它“必然会领导”（Nye, 1990）。苏联的解体加上战争技术的革命，使他的观点也许比他预想的更加合乎现实。

此外，尽管自1984年以来，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快速发展中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大于美国，但欧洲和日本两个美国当时的竞争对手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有所下降（World Bank, 2004）。至世纪之交，美国已取得了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优势，相对于其他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优势也进一步拉大（Wohlforth, 2002, p.105）。因此，我们没有真正看到对制度是否会在“霸权之后”维持下来这一问题的检验。实际上，当前的问题是，这些制度能否经受住高度单极结构的考验，尤其是在“9·11”事件引发美国对外政策发生根本变化以后。

理论观点

因此，在我看来，《霸权之后》之所以没有因其错误而遭到嘲笑，没有成为图书馆里不被人们理会的积聚灰尘之物，是因为本书的核心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其过时的立论框架的影响。本书的第二部分没有将合作等同于和谐，而是将其概念化为在实际和潜在的纷争情势下进行相互调整的强政治过程（第53页）。我同意肯尼思·华尔兹“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自动生成的和谐”（Waltz, 1959, p.182）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探询在这样的条件下合作如何成为可能。

我审慎而明确地以现实主义尤其是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来回答这一问题。国家进行合作通常不是出于利他主义或移情于他国的困难处境，也不是缘于追求它们设想中的“国际利益”。它们为本国人民寻求财富和安全，并为此而寻求权力。汉斯·摩根索（Morgenthau, 1948）和阿诺德·沃尔弗斯（Wolfers, 1962）的读者不会对《霸权之后》中的行动单元和国家动机感到陌生。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的：“我们需要超越现实主义这种认识，而不是抛弃它。”（第14页）

然而，我在这一现实主义地基上建立起了一座制度主义大厦。我的核心观点是第六章中的“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这一观点在两年前的一篇论文《对国际机制的需求》中就已初步提及（Keohane, 1982）。根据我的观点，国家为促进互益性合作而建立国际机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这一国际贸易机制是我经常提到的一项制度；实际上，可以这么说，我的理论是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经验通则化。国际机制——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组合——降低了国家间交易成本，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了机制成员在相互评估政策时面临的不确定性。如其他政治制度那样，国际机制可以从自我利益的角度进行解释。进一步讲，它们主要通过改变各种备选政策的成本和收益来影响国家政策。它们没有使自我利益失效，而是影响了对自我利益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