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站

一夜不安稳，我睡到正午才醒。醒来时，来了个访客。她头上顶了只西柚。她还带来了她的马。他们俩一直等玛丽·安贡努修女端着打字机进来才离开。

我写给她看，我有奇怪的客人，她们不该来疗养院的，应该待在马戏团里，她笑了。“有人为了弄到你吃的药，愿意付大价钱呢。”她把老花镜后的眼睛斜向一边说道。

你的视力有问题吗？我拼出这些单词。

“才不是，”她说，“我这是在给你使眼色。你今天感觉如何？”

她头上挺括的小白帽泛着乳白色的光，系着腰带的黑色罩裙下的修女袍也是，凉鞋里套着白袜，袜子被魔术贴勒得有点皱。她从包里取出一袋新的A4纸，还有一支提派牌涂改液。“我看你又收到一条消息啊。”她指着床头柜上一张挨着你那封信的明信片说道。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我又失忆了，你看。我一觉睡醒就忘了走路这回事。

“哦，奎妮。你不会又要哭了吧？”玛丽·安贡努修女笑起来。我把头往后靠，表明我可不打算出丑。“我们来看看哈罗德·弗莱要告诉我们什么事吧。”她说。

有一张班森姆海滩的图片。一定是哪个修女在我睡着时放下的。玛丽·安贡努修女给我看背面的字。“守住信仰。哈罗德·弗莱。”你可能不知道，哈罗德，我不是个有信仰的人。我听修女们祈祷，也听她们从小礼堂传来的歌声，但我并不参与。你呢？你又从何时开始知道信仰这回事了？据我回忆，你从来不进教堂。我最后一次见到你时，嗯……你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找到上帝的人。

据我回忆，你也从来不会走太远的路。我只能想到有一次。但或许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回到你的信上比较好。”玛丽·安贡努修女说。

她打开我的笔记本，递过来铅笔。抽筋了。右臂几乎不能动弹。手整个地戳向手腕。一定是昨天写字造成的。我已经不习惯用手工作了。手指颤颤巍巍，像我在恩布尔顿湾的花园石池里养的海葵。我在海边的崖顶建起花园，所以我把它叫作海上花园。

“帮帮我，”我哼哼着，“我写不了字。”

玛丽·安贡努修女放下打字机，握起我的手。她给我揉捏手指，还把我的指头拉到嘴边。她吹着气，就好像指望它们能充气胀起来。“看看你呀，奎妮，”她说，“你的指甲都亮晶晶的。”她大笑。

有时候，当你看一件事觉得困难重重时，另一个人却可以只用一个微笑，就让问题在你的眼前云开雾散，直接明了。

“我们再试试看。”她说。

她把铅笔嵌进我的手里，依次帮我用一根根手指裹住铅笔。“你想告诉哈罗德·弗莱什么？”

*****

我记得班森姆海滩。我第一次抵达德文郡时去过那里。那差不多是二十四年前了。在你和我遇见之前。也是圣诞节，我当时有很多事要考虑。

我没打算来金斯布里奇的。我只知道自己不能留在科比。在那里，事情开始出问题，所以我采取了自己在事情出错时的一向做法。我逃跑了。

“什么东西一旦坏掉，”以前，我母亲抓起一块开裂的瓷片扔进垃圾桶时，常常这么说，“就永远不会恢复原状。眼不见为净。”那些话仍在我的耳边萦绕，还有她浓重的喉音。碎裂的盘碟和玻璃餐具，开线的丝袜，掉了纽扣的羊毛衫，缺头少脚的石膏摆设——无一幸免。我的父母从不富裕。我们住在肯特村头一个租来的小房子里，靠父亲做木匠的薪水过活，而我母亲是个大块头的奥地利妇女，粗壮的双手上，好像永远涂了鹅油。她一直在扔东西。我们家最后还有东西剩下真是个奇迹。我父亲趁她不注意时检查垃圾桶，把还能修的东西拣回来，转移到他的工作间。不知为何，难得有修好的时候，假使真的修好了，母亲也只会责难地盯着一个被粘回原状的盘子，就好像在说：“你怎么还在？我以为我已经甩掉你了。”

或许我照搬母亲的话了，她本意并非如此，但我把她的规则应用到我的生活中。归根结底，我们都在寻找它们——所谓的规则。我们从最诡异的地方将它们顺手拈来，如果它们似乎起过一次作用，我们就一辈子照章行事，全然不顾它们后来或许会引发的不快与困难。所以当我有一次舞蹈考试没通过时，我就拒绝继续尝试。相比面对老师的失望，干脆一走了之更容易。当有朋友在假期营里严重伤害我的感情时，我的做法也是一样：我坚持要求回家。多年后，申请牛津大学，我猜你也可以说，我是在用这种方法逃离父母。身为他们唯一的子女，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招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