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这一点做完就结束，好不好？

“圣伯纳丁疗养院是一家慈善性质的私人疗养院，为患有晚期疾病的病人提供娴熟关爱的护理，”小册子上写道，“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修女都是训练有素的护工及义工。一支医院的医疗小组也随时待命，提供进一步支持。”

“但我不想去那里。”我试图告诉我的全科医生。这是在最后一次手术之后，当时我仍能勉强发出一些声音，让人听出单词。我把小册子放回到他的办公桌。

我知道圣伯纳丁。就是小镇边上一栋黑色的燧石矮楼。在我不得已要跑一趟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去大型五金店修理花园工具时，我坐公车会路过疗养院。我一向对我的工具感觉亲切，把它们当作朋友对待。但经过疗养院时，我会扭过身去，背朝那栋楼，转而看向大海。我掏出笔记本。我想待在自己家里，我写道。

医生点点头。他拿起一支钢笔来，在指间转动。

“当然啦，如果你不想去圣伯纳丁，也不是非去不可，奎妮。”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那支笔，嘴里不时叹一口气，就好像胸腔深处有什么地方正在爆炸。“癌症已经晚期了。我们现在不能再做手术。你知道预后并不——”他低声说，“你是知道的吧？”

“我知道。”我说。我伸手去抓拐杖，尽管我并没打算离开。我不想让他再说下去，紧紧握住拐杖是我能想到的最好办法。

“我不是逼你去圣伯纳丁。我当然不会逼你，但在那里她们能保证你会过得很舒适。你住在那栋海滩小屋里让我很担心。已经没有别人在恩布尔顿湾过冬了。我知道你家有电，但你没有像样的暖气。而且在这种天气里，沿海小路几乎不能走人。如果情况需要的话，救护车没法开进去救你。”

我有西蒙。那个医院的义工。他会过来。

“但他一周只来三次。你需要全天护理。”

空气似乎非常浓稠，我不得不集中精力才能呼吸。我几乎什么话也听不到，就算听到，也只是几个单词，比如“复杂”，等等。

尽管如此，我仍可以固执己见。我仍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木屋里，但我整个脸都垮下来，走形了。嘴巴张不开，眼睛也睁不了。进食很困难。说话也困难。我停止了每日的散步，也不再去商店。我不想让人们看到我。我太羞耻。如果有人来访，我就闭门不见。我甚至避免在我的海上花园里工作，生怕他们发现我。我心想，我要睡了，睡吧，睡吧，但那从来就没发生过，没有一觉呜呼。我不想麻烦任何人，只想撒手人寰。但每当我想到撒手，却又想抓得更紧。我承认自己哭过。雨一直下，风也一直在刮。我从门口看着我的海上花园，狂风掀倒浮木的人像，雨淹没了岩池。冬天似乎永无止境。

义工西蒙听说我选择了圣伯纳丁时，他说，哦，他的阿姨去了那里。“那是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信誓旦旦地说，“你不需要信教。他们有各种活动。音乐啊、艺术啊之类的。还有个不错的花园。你会喜欢那个花园的。我阿姨就很开心，直到——”

然后他微微一笑，就好像他彻底忘了该怎么说话。

西蒙就是一只大熊，他穿一件连帽粗呢外套，牛角扣都扣不上。他给我打包家居服、拖鞋和毛巾时，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我们走到哪里都在一起，那个行李箱和我。西蒙问我，还有没有别的想带上的东西，我却无从思考，因为我要离开的这个想法实在太奇怪。我在那栋海滩小屋里住了二十年，从我离开你和金斯布里奇后就住在那里了。那个地方是我的一部分，就好像过去是我的一部分，你是我的一部分，我的骨头也是我的一部分。我看着灰漆墙面、裸木地板、从旧货商店里淘来的二手佩斯利印花沙发罩，还有我在一个冬天做的碎布多彩地毯。老炉灶，黄铜锅，蓝色百叶木窗，窗台上的玻璃瓶和书。镶金边的豆绿色瓷杯瓷碟是我多年前在金斯布里奇买的，想着万一你哪天来做客，留下来喝杯茶时能用得上。要不是木头火炉的供热，屋里已经很冷了，西蒙的呼吸化成头顶的一大团烟云。我的呼吸只是一涓细流。

西蒙背着我从沙路走向他的车。其他所有的海滩小屋仍因冬天而大门紧闭。我就像只小鸟，西蒙大笑着说。我知道如果我真是一只鸟，早就死了。我努力不再去琢磨那个念头，因为它让我恐慌，哈罗德，那些想法涌出来时就是这样。他背着我走过公立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会所。没人站在窗边，我很高兴。西蒙回去拿我的行李箱前，打开了车里的收音机给我做伴，但独处与寂静正是我习以为常的。

我们开车离开时，我回头又看了一眼我的海上花园。我看到燧石墙壁，彩色旗子，种穗的尖头，还有人像。在海雾的掩映下，它们只是高崖上的黑影幢幢。在村里，我们经过成排刷白的黑燧石村舍，大地像一本冬季之书般打开。灌木树篱只剩光杆。去年的树叶像小蝙蝠一样吊在树上，一道挪威云杉绿化带在风中摇摆。没有切维厄特绵羊的踪影。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寻找这些地标，却没有道别。但有时你不说这个字是因为，你以为有些什么仍在继续，而实际上它已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