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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我总是被叫去加入类似这样的棘手选择。我发现，叫我去的不是莉拉，而是皮诺奇娅和她母亲。实际上，是我选的喜糖，是我选的贺拉斯路上的餐厅和摄影师，我还说服她们在照相环节之外，还增加一段录像。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都意识到，对于其中任何一件事，我都充满激情，就好像我做的这些事都是为我以后结婚积累经验。在结婚这件事上，莉拉用的心思很少，这让我非常惊异，但事情的确如此。她最专注的事情是：一次性确立她未来的生活，她想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生活在自己家里，让小姑子和婆婆插不上嘴。但那不是通常的那种婆婆、媳妇和小姑的矛盾。我有一种感觉，她通过利用我、通过对斯特凡诺的操纵，试图在她所处的牢笼内寻找一条出路，但那时候还没有找到。

很自然，我用整个下午的时间来解决她们的问题。我学习的时间变得很少，有两次甚至没去学校，结果是我第一个学期的成绩不怎么样。我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老师是备受崇敬的加利亚尼老师，她对我珍爱有加。我的哲学、化学和数学成绩都勉强及格。有天早上，我还卷入了一场麻烦：我们的宗教老师一直猛烈地攻击共产党，批评无神主义，我感觉有必要做出回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对帕斯卡莱的情感，因为他一直申明自己是共产党，或者是我感觉到神父说的那些关于共产党的罪恶都和我相关，他的箭头还对准了加利亚尼老师——一个典型的共产党。

这时候我举起了手，我说自己上过一期函授神学课，很明显人类还处于一种盲目和随遇而安的状态中，他们把自己托付给上帝、耶稣，或者圣灵——最后这个存在根本是多余的，只是为了构成三位一体，圣灵反倒要比圣父、圣子更高一等——就相当于整个城市被地狱之火燃烧时，我们还在收集和崇拜画像。阿方索马上意识到我说得太多了，他很羞怯地拉了一下我的罩衫，我没管他，要把话说完，一直说到最后的总结。就这样，我第一次被老师赶出了教室，在课堂表现的记录本上，我被记了一笔。

我来到走廊上，刚开始我觉得很迷惘：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要表现得那么冒失？从哪里来的绝对信念，让我确信我说的都是对的，值得一说？最后，我想起来这番话我和莉拉说过，我意识到自己闯了这样的祸，是因为我觉得她的观点很权威，能给予我足够的力量来挑战宗教老师。莉拉不再看书、不再学习，她正要成为肉食店老板的妻子，可能很快就会替代斯特凡诺的母亲，坐在收银台后面。而我呢？我从她身上获取了能量，想出了这样一个意象：把宗教描述成一系列人物图像的收藏，而整个城市都被地狱之火焚烧？因此，学校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已经远离了她的影响，这不是真的！我在教室门口，想着这些，默默地流着眼泪。

事情忽然发生了变化，尼诺·萨拉托雷出现在走廊尽头。在城区遇到他父亲之后，我更加表现得好像他不存在一样，但在这紧急关头遇到他，我又振奋起来，急忙擦干眼泪。他应该发现了我的异样，就朝着我走来。他更高了，喉结很突兀，脸上棱角分明，已经开始长出细细的胡须，他的目光更加坚定。这次我没办法躲开他了，我不能进教室，也不能走向厕所，这两种做法都会使我的处境更加复杂——如果宗教老师探出头来检查的话。我只能待在那里，他在我面前停下，问我为什么会在外面、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了他原委，他眉头皱了起来，对我说：“我很快回来。”几分钟后，他就和加利亚尼老师一起出现了。

加利亚尼老师表扬了我。“但现在，”她这么说时，就好像在对我和尼诺上课，“在进攻之后，我们需要进行补救。”她敲了敲我上课的教室门，进去之后关上门，五分钟之后，她满脸笑容地出现了。我可以进教室了，条件是我要向老师道歉，因为我当时说话的语气太专横了。向老师道歉时，我心里有些悲喜交加：一方面很忐忑，因为宗教老师可能会再惩罚我；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骄傲，因为尼诺和加利亚尼老师在支持我。

我很小心，没有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父母，但我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安东尼奥，他很骄傲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帕斯卡莱。有天早上，帕斯卡莱遇到了莉拉——他依然深爱着她，当时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情，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就像救命的稻草一样抓住我的事情对莉拉讲了。就这样，一眨眼的工夫，我成了朋友中间的英雄，不仅仅是我周围少数几个朋友，还包括一群斗志昂扬的老师和学生，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宗教老师的说教。这时候我意识到，对神父道歉还不够，我要从他身上，以及其他和他看法一样的老师那里获得信任。我把自己说的话和我这个人毫不费力地分开了：我对那些对我充满敌意的老师表现出合作、尊敬、勤恳和乐于效劳的态度，他们很快就原谅了我那些奇怪的观点，认为我是一位可造之才。这样，我发现我能和加利亚尼老师一样坦然：我能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通过无可非议的做法获取所有人的尊敬。在短短几天里，我觉得我和尼诺·萨拉托雷——他当时已经上高中五年级7了，那年要参加毕业考试——一起成为了这所破烂高中的两个最有前途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