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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地里走着，来到新修的石阶路，下坡来到海边，然后又往回走，上了栽满雪松树的大道，就这么来来回回地走着，直到钟塔的钟敲响十点。这是我每晚离开的时候，也是他离开的时间吗？我来到草坪边上，站在那里望着她的窗口，室内还亮着灯，我望着灯光，等候着。灯继续亮着。刚才走得很热，但现在站在树下，有点凉，手脚都觉得冻。夜色沉沉，寂静无声，今夜没有冷月挂在树头。十一点的钟声一敲过，闺房的灯光就灭了，蓝卧室的灯光亮起来。我又稍稍站了一会儿，然后一转念，绕到屋后，走过厨房，来到西边，抬头望瑞纳提的房间。我感到一阵轻松。那里亮着灯，百叶窗拉上了，帘缝中透着灯光，窗户也紧闭着。我怀着一种孤独的满足感，想他肯定一夜不会再打开窗户，拉开窗帘。

我进了屋，上楼来到自己的房间。我把衣服脱下，把领带取下，刚把这些东西扔在椅子上，就听到走廊里她那长裙的窸窣声，接着是轻轻的敲门声。我走去把门打开，见她还没更衣，还围着那条披巾。

“我来向你道晚安。”她说。

“谢谢。”我回道，“也祝你晚安。”

她朝下一看，看到我鞋上的泥。

“你一晚上在哪儿？”她问。

“在地里散步。”我回答。

“为何不来我房间喝杯饮料？”她又问。

“我不想。”我又答。

“你真滑稽，在饭桌上的样子像个耍脾气的小男生，该挨打。”

“对不起。”

“瑞纳提是个老朋友，你是清楚的，”她说，“我们有很多事要谈，你该明白的，对吧？”

“是不是因为他这个老朋友比我更深情，所以就允许他在闺房待到十一点？”

“到十一点了吗？”她说，“我确实没意识到。”

“他要在这儿待多久？”我问。

“那得看你，如果你客气相邀，他大概会待三天，再多就不可能了，他得回伦敦去。”

“既然你要我请他，我就请。”

“谢谢你，菲利普。”她说完突然抬起头望着我，目光非常温柔，嘴角含着一丝微笑，问我，“怎么了？干吗这么傻气？在地里踱步时心里在想什么？”

我真想对她说心里有一百个想法、一千句话，我如何不信任瑞纳提，如何不愿看到他在我家里，又如何希望和以往一样，与她单独在一起。但我没这么说，而是把那一晚上的所有不快化作一句话：“谁是贝尼托・卡西特鲁西，他干吗要送花给你？”

她咯咯笑起来，伸手搂着我。

“他又老又胖，满嘴烟味——我特别特别爱你。”说完她就走了。

我肯定，她离开不到二十分钟就入睡了，但我却一次又一次地听着钟楼的钟声，一直到四点才昏沉沉睡去，一夜不宁，到清晨七点刚刚沉睡就被约翰无情地唤醒，他总在这个时间叫醒我。

瑞纳提待了不只三天，而是七天。这七天里我始终无法改变对他的看法。我最反感的是他对我流露的一种容忍的神情，看着我的时候嘴上挂着一丝似笑非笑的笑容，好像我是个孩子，得多迁就点。而且不管我白天去做什么，他都要仔细询问，把我当作调皮捣蛋的小男孩。我特意中午不回家吃饭，每天下午四点刚过，我一回到家，走进客厅，总会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毫无例外地讲意大利语，一见我就马上打住。

“呀，工人回来了。”瑞纳提会说。该死的家伙，他就坐在我平时一人时坐的那把椅子上。“当他漫步在田间地头，关心犁地的时候，瑞秋和我正畅想在遥远的天边，我们除了在石阶路上逛一会儿，整天都不动。人到中年，生活情趣就不同了。”

“你害了我，瑞纳提。”她就说，“你来这之后我把所有的事都疏忽了，不拜访客人，不管种植，菲利普该怪我无所事事了。”

“可我们的心智并非无所事事，”他回答，“我们涉足的领域正如你小表弟涉足的田地一样广阔。或者今天不是足踏田地，而是骑马奔波？英国的年轻人总热衷于消耗体力。”

我听出了他语气中的嘲讽。在他眼里，我就像匹大头马。这时瑞秋忙来解围，又是那种老师代学生开脱的样子，这使我更为恼火。

“当然今天是星期三，”她说，“星期三菲利普既不骑马也不散步，他是在办公室算账，他脑子很清楚，数字概念很强，对所有的花费一清二楚，对吧，菲利普？”

“并非完全如此。”我答道，“事实上今天我去参加了即决法庭，审判一位被指控偷窃的邻居，这人最后被判罚款，不必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