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的定义与类别（第3/7页）

在其他篇目《两种比较论》及《英美侦探小说评论界的现状》中提到的雅克·巴尔赞[77]及玛丽·麦卡锡[78]，还有日本的坂口安吾等人，认为侦探小说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解谜竞赛，他们对于无法满足该条件的作品不感兴趣，或认为那并非纯粹的侦探小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说这话的作家们定义了狭义侦探小说。

大力强调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竞赛游戏的作家，美国有范达因，英国则有诺克斯[79]。范达因在《美国杂志》一九二八年九月号发表了《侦探小说二十条》（Twenty Rules For Writing Detective Stories）。当年曾经翻译刊登在《新青年》上面，但该期杂志现已无处寻得，这里仅略记下守则之大意。

范达因的《二十条》

（1）所有的线索都必须全数公开给读者。

（2）作品中除了罪犯的诡计以外，作者不得使计诱导读者。

（3）作品中不能大量添加爱情要素。

（4）侦探不可以是罪犯。

（5）不能以偶然的发现或罪犯的坦白破案。

（6）一定要有担任侦探角色的人物出场，由此人推理破案。

（7）最好是杀人命案。命案以外的小犯罪，没有吸引读者阅读长篇的张力。

（8）不可以使用通灵、读心术、水晶球、自动书记等迷信或神谕来破案。

（9）主角侦探一个人即可。否则读者等于是跟一支接力队伍赛跑（读者只有一个人），会感到不公平。

（10）罪犯必须是从一开始就出场的重要人物之一。

（11）罪犯不可以是女用、男仆等一开始就被读者排除出犯罪名单的人物。

（12）即使发生好几宗命案，罪犯最好也只有一个。

（13）应该避免秘密组织等有多名罪犯的案件。

（14）犯罪手段与侦探方法都必须合理、科学。不得使用幻想科学制造出来的非现实武器。

（15）作品在点出罪犯后，必须让读者在回读时，能有“原来这里清楚地写出了线索，如果我也和作品中的侦探同样细心，就可以找出罪犯了”的感觉。

（16）氛围与出场人物的性格描述，仅止于不妨碍推理乐趣的程度。侦探小说中不可添加无关的闲话。

（17）避免以熟悉犯罪的惯犯为主人公，罪犯应该是意外人物，谁也想不到这个人会犯罪。

（18）不可以用过失致死或自杀的方式，否则会让读者失望。

（19）动机应该是私人恩怨，国际间谍或政治犯罪属于其他类型的小说。

（20）避免以下的老套手法：（a）以烟蒂为线索；（b）用催眠术的方法诱使罪犯坦白；（c）伪造指纹；（d）用替身制造不在场证明；（e）因为狗没有叫，所以罪犯是该户人家熟识的人物的推理；（f）利用双胞胎或容貌酷似的亲人当替身的诡计；（g）利用针筒在饮料中注入麻醉药；（h）密室杀人中，在警官闯入之后才予以杀害的诡计（凶手就是发现者）；（i）利用语言反应进行的心理测验；（j）使用暗号。

诺克斯的《推理十诫》

接着在英国，《一九二八年度杰出侦探小说集》（The Best of Detective Stories of the Year 1928）的序文里，编者罗纳德·诺克斯发表了《侦探小说十诫》（Knox's Ten Commandments）。它被翻译刊登在日文版的《陆桥谋杀案》（柳香书院）的卷首，这里仅摘记大意。

（1）罪犯必须是在小说一开始就出场的人物。此外，罪犯不可以是读者根本不会怀疑的人物。（例如罪犯就是小说的记述者。）（2）侦探方法不能使用超能力。（例如神谕、读心术。）（3）不可以使用密道或密室。

（4）不可以使用科学上未发现的毒药，或需要非常复杂的科学原理解说的毒药。

（5）不可以让中国人登场。（或许是因为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超自然、非合理的。）（6）不可以靠偶然的发现或侦探的直觉破案。

（7）侦探不可以是罪犯。

（8）不可以靠读者不知道的线索破案。

（9）扮演“华生”的角色应该将自己的想法尽数呈现给读者。此外，华生角色最好是智力略逊于一般读者的迟钝人物。

（10）除非事先告知读者有双胞胎，或变装的人有当过演员的经历，否则不可以使用双胞胎或变装等两人一角的诡计。

这两类“戒律”可以说是侦探小说的初级语法，但仍有许多高明的作家在忽视语法的同时仍旧创作出了出色的作品，而现在也进入超越戒律的时代了。不过一九二八年前后正值英美谜团小说发展的巅峰，出现了这样的戒律，真是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当时是英美侦探小说的“黄金时期”（海格拉夫[80]《为了娱乐而杀人：侦探小说及其时代》中的用语）。一九二○年代初，有菲尔伯茨的《红发的雷德梅因家族》、《黑暗之声》、A.A.米尔恩[81]的《红屋之谜》（The Red House Mystery）、中期有梅森[82]的《箭屋》（The House of the Arrow）、诺克斯的《陆桥谋杀案》、菲利普·麦克唐纳[83]的《锉刀》、克里斯蒂的《罗杰疑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末期有F.N.哈特女士[84]的《贝拉米审判》（The Bellamy Trial）、约翰·罗德[85]的《普里德街谋杀案》（The Murders in Praed Street）、安东尼·伯克莱的《毒巧克力命案》、克里斯托弗·布什[86]的《完美谋杀》（The Perfect Murder Case）、范达因的《格林家杀人事件》（The Greene Murder Case）、《主教谋杀案》（The Bishop Murder Case）、奎因的《罗马帽子之谜》（The Roman Hat Mystery）等杰作辈出；进入一九三○年代，有奎因的《荷兰鞋子之谜》（The Dutch shoe Mystery）等作品、卡尔的《疯狂帽商之谜》（The Mad Hatter Mystery）、《瘟疫庄谋杀案》（The Plague Court Murders）等作品、埃勒里·奎因的《X的悲剧》（The Tragedy X）、《Y的悲剧》（The Tragedy of Y）、《Z的悲剧》（The Tragedy of Z）等，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三五年约二十年之间，是本格长篇的黄金时期，当时的推理文坛称得上是百花齐放。这段全盛期，前文的两种“戒律”同时在大西洋两岸出现，真是耐人寻味。例如奎因就将这种竞赛主义纳入初期作品，在接近小说尾声的地方，插入给读者的挑战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