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97年5月24日（第4/20页）

“难道这是什么轻微的伤害吗？很有可能会影响孩子一辈子的！如果孩子马上就能忘了的话，就更不当回事了吗？”

“这跟针对女性的性犯罪一样。女性受到性侵犯可能形成影响她一生的心理障碍，但刑法上对这种犯罪的处罚从来就很轻。法律只对眼睛看得见的伤害问罪。”

“这是公平的吗？”梁平顶了他一句。

笙一郎一声苦笑：“你缠住我不放有什么用？这么跟你说吧，法律这东西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从加害者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制定的。”

“加害者立场？”

“也许应该说是大人的立场。我指的是那些足以使用权力和暴力的大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人。不管怎么说，制定法律的时候，就算从受害者的角度考虑过了，实际上也很少站在受害者的立场，很少从受害者的角度出发。这种现象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法律。我觉得，首先，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从象征性的意义上来讲，就是从加害者的立场被看待，被计划，被构成的。”

“你还是那个歪理一大堆的家伙，一点儿都没变。我一直是现场主义，物证第一主义。象征性的意义？我不懂。”

“加害者的立场，简单而言就是：我已经干了，你有什么办法？我已经谢罪了，您就别老是在那里唠叨了。忘掉这事儿，好好过你的日子去吧！您要是忘不了，那可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就这么个意思吧。”

“那么受害者的立场呢？”

“很简单，当一回受害者你就明白了。”

“要是当不了呢？”

“就假装是当了。”

“照你这么说就没辙啦？受到伤害的人的气愤之情就不能得到正确对待啦？”

“但是，不管你判他多少年，受害者也不可能真正痊愈啊。”

“那就看对受到的伤害是怎么处理的了。受到了多大伤害，就得允许人家发泄多大的愤怒。被伤害的人当时脑子里一片混乱，到底受了多大委屈，自己也说不明白。别人只对他说一声忘了吧！罪犯呢，判了几年，还弄个缓期执行，还可能免于起诉。那是一般人说忘就能忘的伤害吗？能说不必重判，能说罪轻吗？事实上，受害者是很痛苦的，连正常呼吸都做不到，也就是在那里混日子罢了。是自己不正常吧？是自己不好吧？被伤害的人反而会有如此这般的烦恼。你最应该清楚这一点。对于那些无法发泄愤怒的孩子，那些自己责备自己的受害者，社会到底替他们出了多少气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家里人和周围的亲人替他们出气也很重要。但是，有的受害者的亲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首先发言的应该是社会。社会首先应该对受害者说，你一点儿都不坏，你就尽情地发泄你的愤怒吧！受害者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才有可能医治好心灵的创伤，重新站起来。你说是不是？”梁平以强有力的语气结束了自己的话。

笙一郎小声叹了口气：“这么说，关于处罚，有必要考虑新的方式。”

“修改法律？”

“那倒不是。我指的是需要变换看问题的角度。只要现在的从加害者角度出发的思维方式不变，修改了法律，也不过是现行法律制度的延伸。也就是说，单纯地加重处罚，只不过是简单地扩大犯罪适用条款。判决之后对受害者说一声，加上两年刑，可以了吧？把这事儿忘了吧！仅此而已。正如你所说的，真正需要的是对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庭的救济，给他们以站起来走向新生活的力量。这种救济，加害者应该负担多少，以什么形式负担更有效，还要具体考虑吧？”

“我不知道。有可能做到吗？就算可能做到，受害者对罪犯的愤怒就能消除吗？”

“你希望你父母怎么做？”

“跟这扯不到一块儿！”梁平低声叫道。

停顿了一下，笙一郎继续说：“说到底这不是专家们解决得了的问题。法官本人的好恶也好，甚至以一个普通市民的价值观为基准的好恶也好，只有整个社会看问题的角度变到受害者一方来，判决和罚则才会有所改变。话虽然是这么说，社会如果变成那个样子的话，迄今为止如此发达的经济是看不见的。社会看不到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也许正是社会发展的原因吧。社会如果变成那个样子的话，我的事务所就没事儿干了。没变成那个样子，我倒吃穿不愁了。”

听着笙一郎自嘲的笑声，优希很奇怪自己心里对他们的谈话为什么毫无反响。优希感觉到他们的谈话跟过去的事情有关，所以在心里筑起一道墙，拒绝接受谈话的内容。优希置身圈外，只把他们的谈话当作一般的议论。她的听觉和感情之间的墙壁是很厚的。

“她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找不着了？”笙一郎从隔扇的缝隙往外一看，正好跟优希的目光撞在一起，“怎么啦？站在那儿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