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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关注的特殊情况，比如监视对象的某些行为或者他去见的某些人，那么我一旦发现就会立刻联系您。如果您确实没有什么具体要求，那么我可以写一份报告，总结一下监视对象去的所有地方、见的人和做的事。当然，在跟踪的过程中我也会拍照留证。不过，这种跟踪监视会有一些限制因素。一旦监视对象进入了家或办公室，那么我只能通过相机的长焦镜头尽量观察了。”

“您会跟踪他的车吧。如果他常去同一个地方——”比如爱玛被关的地方——“您能告诉我吗？”

“当然。”

“好。那您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

“如果您愿意的话，现在就行。”

这是个让人欣慰的答案。“我应该付你多少钱？”

“我的要价是每小时75美元，不包括跟踪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花费。如果您真的想让我进行二十四小时监视的话，那就是每天1800美元。”

他也许以为我听到价格后会退缩，但是我说：“好。现在是周四中午十二点——”我停下来看了看手表——“十三分。据我所知，从踏进这里的那一刻起，计价就开始了。我们下周一的这个时间再见，如何？”

这样，我就能掌握罗兰德·希曼斯在工作日和周末的所有动向了。我相信，有了这么大的信息样本，我一定能抓住他的破绽。

“没问题。”

“那就是整整四天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总共需要花费……”

我停下来开始算账，而他却抢先一步算好了：“7200美元。”

“没错，7200美元。我能付您现金吗？”

他微微一笑：“既然您不肯告知真实姓名，恐怕我也只能要现金了。”

“好，”我说，“我现在跑一趟银行，半小时后回来。”

结果根本没用那么久。我在五分钟的路程之内就找到了我们家存款的那个银行的分行。我们的活期账户上有1.5万美元的存款，于是二十分钟后，我带着72张百元大钞回去了。虽然都是崭新的钞票，但我没想到摞在一起居然只有这么薄。

赫伯·思里夫特拿出了一份一页纸的协议，我看都没看就签上了“卡特·罗斯”的大名。然后，我就把钱给了他。也许这真的只是浪费钱，也许得不到任何有用的结果。但是，我依然感到十分安慰。因为这让我觉得自己起码做了点儿事情，爱玛仿佛也离我更近了一些。

为此，花多少钱我都心甘情愿。

我开车返回诺福克市中心。此刻正值午饭时间，交通有些繁忙，我的车被堵在了路上，这时手机突然响了。是艾莉森打来的电话。我们周二晚上通过一次电话，当时我告诉她我要在家过夜，后来周三下午又通过一次电话，她说她要继续在妈妈家过夜。两次的通话时间都不长。

“喂。”我说。

“喂。你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吗？有空吗？”

听起来，她好像在外面，应该是在马路旁边。为了盖过环境的噪声，她的说话声音很大，我估计那噪声应该是由于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

“嗯，我刚结束午休。”我说。从某种程度来讲，这的确是实话。

“我和萨姆刚才回了一趟家，大门上插着一张警察的名片。”

“警察？”我重复道。

“格洛斯特郡警察局的一名警察。他在名片上留言说：‘请给我回电。’”

“噢，天哪！”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一时想不出该作何反应。

“为什么会有警察的名片？出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我说。

我真的不知道。是因为雅各布斯议员设法令人逮捕我吗？或是因为姐夫在我家开枪伤了人？还是跟爱玛有关？很难讲到底是哪桩事先找上门来了。

“你能不能给这个人回电话？”艾莉森说，“我不擅长处理这种事情。”

“当然，我来打。”我说。

我将车停在路边，艾莉森把名片上的联系方式给我念了一遍，这个人叫哈罗德·加利，是格洛斯特郡警察局的侦缉警长。最后，艾莉森说她要去妈妈家，然后便挂断了电话。还有一点她没有说，但我们两个都心知肚明。绑匪给我们的指示非常清楚：不要轻举妄动，务必保持沉默。

我们知道，绑匪正监视着我们家。

当看到哈罗德·加利警长把名片塞进我们家门缝时，他们会作何感想？就算这位警长开的不是警车，穿的不是警服，绑匪肯定也能猜测出他究竟是谁。警察要伪装成一般人，并没有那么容易。

我拨通了哈罗德·加利的电话，响了两声之后，我听到一个吐字清晰的声音传来：“喂，我是加利警长。”

“您好，加利警长。我是斯科特·桑普森法官。您是不是在我家门口留了张名片？”在自报家门时，我犹豫了一下，思索着要不要加上“法官”二字。不过，最后我还是决定要尽量运用手中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