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人0的隐身（第12/14页）

“当时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要进入这家公司，以内部人员的视角来观察这些人，找出那些从外部很难发现的蛛丝马迹。后面的故事大家也知道，我成功地混进了这家公司的法务部门。我从第一天上班开始，就以一个内部观察者的身份注视着一切，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其余的时间都花在打探消息和观察杨景超的一举一动上。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能在警方的严密调查下镇定自若，乍看上去像无辜的好人。然而，我还是发现了一些小小的疑点。首先是衣服。这种外资企业，对穿着是有要求的，中层领导，包括需要代表公司会见客户的人，都要着正装——像我，也不得不天天衬衫领带，哪怕外面热得要命。当然，这种要求也不是特别严格，穿牛仔裤、休闲皮鞋也没人说你，但是穿T恤衫或是拖鞋就不行了。你们还记得案发当天杨景超的着装吧。他穿了一件名牌的有领T恤，蓝色和红色条纹，但是我到公司之后连续观察了他一个月，再也没有见到他穿这件衣服。那时还是盛夏，一个男人，再喜欢打扮自己，衣柜里的衣服总是有限的，是什么原因让他把那件衣服束之高阁呢？这也成为我思考的一个切入点。我特意请老朱把案发后一个月内的监控录像调出来，专门确定了杨景超在案发后一个月的着装。的确，他再也没有穿过那件T恤。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原因，当然，也可能是十分简单的答案，比如下班碰巧把衣服弄坏了。但这已经是我能获得的不多的线索了，因此我想重新对比监控录像，希望找出还有没有人也像杨景超那样，再也没有穿过案发当天的衣服。于是我又找到老朱，请他帮忙。这是个非常辛苦的工作，非常感谢各位的劳动，虽然最后一无所获。

“再一个，我非常留意观察杨景超的交友圈。一个人在公司里总会有那么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而且多半是和自己地位相当的人。比如说，副总就不会和前台成为朋友。我刚刚说到这个交友圈，差点忘了交代我的另外一项假设——我觉得犯案的人很有可能是坐在办公室里的高级主管，不太可能是坐在外面隔断里的普通员工。这是因为，被害人杜民审计调查的目标，全都是那些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而且这些人平时待在办公室里，门一关，没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如果杀人前后需要临时躲藏，办公室也是个很好的场所。而普通员工，像我这样，就不具备那种条件了。我要是在案发时间从位子上消失，又没有办法说明干什么去了，就很容易被发现从而受到怀疑——我的周围可都是眼睛呢。

“我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完全没有发现杨景超和哪位总监、副总走得特别近或关系特别好。他一直保持着工作上的专业态度，虽然我无法八小时不停地盯着他。这一点有些奇怪，杨景超绝不是杜民那种人，在公司这么久了，不可能没朋友。于是我开始找诸多借口向别人打听，这样，他在公司内私交较好的几个人也陆续浮出了水面。同时我也发现，案发后，这几个人明显彼此疏远了关系。这样的情况不免让人猜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很可能共同参与了谋杀事件，疏远关系纯粹是心理上的原因，他们不愿意别人——特别是还在调查的警察，把他们的同谋关系看破。

“还有一件小事，更加深了我对‘杨景超是凶手’这个假设的信心。八月八日是我的生日，公司选择了在八月一日为那些在本月过生日的员工庆祝。我发现同一天生日的人还真不少，我就和两名同事是同一天出生。从数学上说，这么多人的公司，同天生日的概率非常大。我突然想到，有没有可能有两个人同年同月同日生呢？我向老朱要了公司员工的资料，发现了一个巧合：杜民和杨景超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你们知道，一个人设置密码最常见的就是生日，既然他们生日一样，密码很可能也是一样的。那天杨景超进错了办公室，他打开电脑，输入密码，当然能够进去——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走错了办公室，同时他也意外得知了杜民的密码。他也许马上就查看了某些加密的文件，发现对方正在调查他，并取得了实质上的进展。这就能更好地解释谋杀动机产生的过程了——以杜民那么小心谨慎的人，怎么会把重要证据放在办公室又不加以保护呢？

“那一个月，我一刻不停地思考着凶手制造不在场证明的方法，每天都要在五楼和六楼的摄像头前徘徊。凶手选择在星期二作案，原因就是要利用只工作半天的摄像头制造不在场证明。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呢？我考虑了很久都不得其解，直到有一个周末，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个介绍鳄鱼的节目，得知科学家光看背面是无法分辨鳄鱼性别的，只能把鳄鱼翻过身，查看生殖器官——那一刻，我就像触电一样恍然大悟！大家一定都遇到过误把陌生人当成朋友的经历——如果他们的身材相近，又穿着一样的衣服的话！为什么杨景超不再穿案发当天的衣服，也有了合理的解释，他担心同样的打扮会让某个人回忆起什么，发现案发当天穿这件衣服的不是他本人！我回到公司后，对比几位嫌疑人的背影，他们几个人的身高、身材、发型都很相似，如果穿上一样的衣服，从背后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分辨不出！那一瞬间我就破解了他们的手法，说实在的，我兴奋极了——虽然赢得有一些侥幸。下面的手法你们都知道了，我就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