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密谋 3（第4/5页）

豺狼在他南奥德雷街的公寓写字台上长时间地研究这两个人的脸。随后，他花了一整天时间，相继去了这些地方：道具服装店、眼镜店、伦敦西区的男士服装专卖店（这里专门卖美式服装，而且大多是在纽约做的），并在那订了两副蓝色的平光眼镜，一副金边，一副黑色宽边。他还置办了一套行头：一双黑色耐克鞋，T恤衫和短裤，白色便裤，一件天蓝色尼龙风衣——拉链前开，领口和袖口都是红的，一件白色羊毛衫，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制造；还有件带领圈的传教士白衬衫和黑色教服。最后三件衣服的商标都被他细心地拆掉了。

他那天最后一次出门，是去了切尔西一家由两个同性恋经营的男用假发店。他在那里买了栗色和灰色两种染发剂。店主还悄声指点他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染成最好最自然的效果。他还买了几把用来蘸染发剂的刷子。除了那套美式服装外，他从不在同一家店里买两样以上的东西。

第二天是七月十八日，《费加罗报》第二版下方刊登了一小段消息。消息称：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总队副队长伊波利特・迪皮伊警长，在他位于巴黎珠宝街的办公室里中风，在送往医院的途中病故。接任此职的是凶杀处处长克劳德・勒贝尔警长。因今夏以来刑警总队各部门压力巨大，工作繁重，他将即刻到任。豺狼在伦敦每天都会阅读所有能买到的法国报纸。读到这段的时候，标题里的“刑警”两个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但没再多想。

在开始去伦敦机场观察瞭望之前，他已决定在整个刺杀过程中都使用假身份。搞一个假英国护照是世上最容易的事。豺狼用的是大多数雇佣杀手，走私犯和其他要用假名穿越国境的人惯用的法子。他首先开车在泰晤士河谷周围各郡的小村庄转了转。行至第三个公墓，豺狼找到了一块符合他要求的墓碑。死者名叫亚历山大・杜根，一九三一年两岁半时就死了。如果他活着，到一九六三年七月应该比豺狼大几个月。在教区办公室，豺狼自称是业余族谱研究爱好者，他想追寻杜根家族的支脉。年长的教区牧师对他非常尊敬，热心地接待了他。他从老牧师那里得知，这里过去的确有一个杜根家族。他对此既惊讶又感动，似乎教区的记载对他的研究很有帮助。

老牧师很和善。他们一起去教堂的时候，豺狼对这座小小的诺曼底式建筑大为赞赏，并在捐款箱捐助了重建基金，这使老牧师的态度更为友善。教区的记录显示，杜根夫妇在过去的七年里相继去世，他们唯一的儿子亚历山大则埋在教区墓地有三十多年了。豺狼随手翻阅着一九二九年教区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在四月的记录里，教士那难以辨认的字体登记的杜根一姓引起了他的注意。

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于萨姆本・费什利的圣马可教区。

他记下了所有细节，再次诚挚地谢过老牧师后离开了。回到伦敦，他来到“婚姻及出生、死亡登记中心”，在来访卡上声称自己是希罗普郡德雷顿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最近，事务所的一位老客户过世了，他把他的财产留给了他的孙子。他现在需要找到这位客户的孙子。客户其中一个孙子名叫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于萨姆本・费什利的圣马可教区。登记中心年轻的助手问也没问就接过了他的来访卡，对å他的理由也丝毫没有起疑。

大多数英国公务员面对礼貌的问询都会尽量提供帮助。在这件事上，这个年轻的助理也不例外。检索记录表明，被问到的孩子和所登记的信息完全一致，只是已经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的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了。豺狼只花了几个先令，就弄到了一份出生和死亡证的复印件。回到住所之前，他先去了一趟劳工部的办事处，拿到一份护照申请表，又去玩具店花了十五先令买了个玩具印字机，然后去邮局买了一英镑的邮票。

回到自己的公寓，他在申请表里填上杜根的名字，准确的年龄和出生日期等等信息。但其他内容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情况填写的。他填上他自己的身高，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职业一栏简单地写了个“商务人士”。从孩子出生证上得来的孩子父母的全名也被填了进去。在证明人那一栏，他填上了詹姆斯・埃尔德利，这是萨姆本・费什利圣马可教区牧师的名字，就是那天早上和他聊天的那位，他还助人为乐地在教堂门外的一块牌子上刻上了自己的全名和法学博士的头衔。他仿照牧师那瘦削的手法，用笔尖蘸着淡淡的墨水，用细细的笔画仿造了牧师的签名。他用印字机做了个印章，端端正正地盖在牧师的签名旁边：“圣马可教区，萨姆本・费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