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第2/4页）

他被分配到苏联空军的航空运输团，那是一个把军火卖给反对西方政权的游击队，或第三世界政权的秘密组织。他会说葡萄牙语，所以在安哥拉内战中起了重要作用。他还在空军中建立起一些可怕的特殊关系。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时，局面混乱了好几年，部队的司令官们纷纷把他们能够得到的军事装备廉价卖了出去，军事管理体系分崩离析。鲍特以极其便宜的价格购进了他自己部队的七十六架伊柳辛飞机，开始从事航空包机和运输业务。

到一九九二年，他回到了南方的家乡。阿富汗内战开始了，就发生在他的祖国塔吉克斯坦的国境对面，其中一个主要的权力争夺者，是他的塔吉克同胞杜斯塔姆将军。这位野蛮的将军所需要的唯一“货物”是军火。鲍特提供了。

一九九三年，他在比利时奥斯坦德露面，这里是经由比利时前殖民地、一直战火纷飞的刚果进入到非洲市场的便利之地。他的供应源源不断，前苏联庞大的武器库仍在按虚构的体系运转着，他的新客户中有卢旺达和布隆迪大屠杀的凶手。

最后，他把比利时人也搞得坐立不安了，于是他被赶出了奥斯坦德。一九九五年时，他出现在南非，把武器出售给互相交战的安哥拉政府和游击队。但在纳尔逊・曼德拉当上南非总统之后，他在那里的形势也开始变得不利，不得不匆匆地离开了。

一九九八年，他在阿联酋露面并在沙迦安顿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把他的档案放到了阿联酋当局的面前，于是在比尔・布伦顿与本・扎伊德警官一起坐到美国使馆办公室之前的三个星期，鲍特已经再次被撵了出去。

但他只是沿着海岸北上，搬到十六公里以外的阿治曼，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工商会大楼里搞了一个套房。人口仅四万的阿治曼，没有石油，只有少量的工业，与沙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对比尔・布伦顿来说，这次目击是很重要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上司柯林・弗莱明会对这个失踪的塞尔维亚人感兴趣，但这份报告肯定能使他获得胡佛大厦的赞赏。

“那么第三个人呢？”他问道，“你说你见到过他？记得是在什么地方吗？”

“当然了。就在这里。他是你的一位同事吧？”

如果比尔・布伦顿认为他在这一天得到的惊天消息就此结束，那么他错了。他感觉到他的胃部在搅动。他仔细地从办公桌最下面的一格抽屉里拿出一本卷宗。这是使馆工作人员的简明花名册。本・扎伊德警官毫不犹豫地指向文化随员的那张脸。

“就是这个，”他说，“他就是坐在桌子边的第三个人。你认识他？”

布伦顿当然认识他。美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不多，但这位文化随员是一个大忙人。这是因为在外交官身份的掩护之下，他实际上是中情局驻阿联酋的情报站站长。

来自迪拜的消息使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柯林・弗莱明怒火中烧。倒不是因为兰利[12]的人跟弗拉基米尔・鲍特那样的人搞在一起。这也许是情报收集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手段。使他愤怒的是，中情局的某一个高官显然对国务卿柯林・鲍威尔本人，和他自己的上级司法部长说了谎[13]。这么做显然打破了许多规矩，而且他清楚地知道是谁破了这些规矩。他打电话到兰利，要求紧急会晤。

弗莱明以前见过这个人。他们曾当着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的面发生过抵触和摩擦，但没有伤及感情。对手之间偶尔还能互相吸引，但这次不同了。

保罗・德弗罗是早先马萨诸塞州的贵族后裔。他出生在波士顿的一个文人雅士家庭。

他在上学之前就显示出他的聪敏才智，之后顺利地就读于波士顿高等专科学院，那是美国最负盛名的耶稣会学术机构之一。他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了业。

波士顿高专的导师们对他的评语是，一个优秀人才，如果没有成为资深学者，那么有一天肯定会加入耶稣会。

他攻读的是人文科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主攻哲学和神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与他的资深神学导师一起就教义的概念问题讨论到深夜。

一九六六年时他十九岁。那是冷战的高峰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浪潮似乎能席卷第三世界，把西方留在一个遭到围困的孤岛上。就在那时候，教皇保罗六世恳求耶稣会承担起向无神论挑战的先锋队任务。

对保罗・德弗罗来说，这两者是一回事：无神论并不一定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一定是无神论。他将为他的国家服务，但不是在宗教界或学术界，而是在另一个领域。在乡村俱乐部里，他父亲的一位同事介绍过来的一个抽烟斗的人，安静地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