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第3/4页）

在从波士顿高等专科学院毕业后一星期，保罗・德弗罗就宣誓加入了中央情报局。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富有诗意、明媚灿烂、充满自信的开端。丑陋的真相后来才慢慢显露。

由于他的显贵背景和熟人关系，他在这个集团里步步上升，用他的平易近人和聪明才智挫败了其他人的嫉妒。随着时间流逝，他还证明在中情局里他具有比其他人更吃得开的品质：忠诚。因此，其他许多错误都可以得到宽恕。

他在三个主要部门里都工作过，行动、情报（分析）、反情报（内部安全）。但他的生涯随着约翰・多伊奇局长的到来而遇到了阻碍。

这两个人互相看不惯。这种事情很常见。多伊奇没有情报工作的背景，他是最近经过一系列政治任命而走马上任的。他知道，能流利地说七门语言的德弗罗暗地里看不起他，他这么认为也许是对的。

德弗罗认为，中情局新局长是来自阿肯色州的那个新总统任命的政治正确的傻瓜。虽然同是民主党人士，德弗罗一点都不欣赏这个新总统，这还是在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之前。

多伊奇和德弗罗本来就不是一对天造地设的搭档，后来，在德弗罗为驻南美的一个部门负责人进行辩护时，他们的关系彻底破裂了。那个南美分支被指控与品行败坏的线人合作。

当时，除了几个老派人物还在留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好时光”，整个中情局已经体面地完全接受了第12333号总统令。这个总统令是由罗纳德・里根总统发布的，禁止任何“终结”行动。

德弗罗有相当多的保留意见，但他的级别太低了，不会引起上面的重视。在他看来，在一个各方都在秘密收集情报的根本谈不上完美的世界里，有时候会出现叛徒或相当于叛徒的人，作为一种预防措施，这样的敌人也许不得不被“终结”掉。换句话说，为了保留十条命，也许必须终结一条命。

至于是否要“终结”的决策，德弗罗认为，如果局长本人并不足以被高层委付做出这种决定，那么他根本不配当局长。

但克林顿当政时期，对政治正确的强调过了头。以资深特工的观点来看，为了政治正确，就下令不准采用名声不好的人传递过来的情报，这简直是在乱弹琴，无异于要求把情报来源局限在僧侣和唱诗班孩子身上。

德弗罗手下这位负责南美情报官，仅仅因为使用了前恐怖分子提供的一个现行恐怖分子的情报而面临处分，眼看前程即将毁于一旦；德弗罗写了一份极其尖酸刻薄的报告为他辩护，引得它像前苏联的非法手抄本一样在行动部职员中间争相传阅。

多伊奇就此事要求德弗罗走人，但副局长乔治・特内特提议要谨慎行事。结果走掉的是多伊奇，由特内特本人顶替。

一九九八年夏天，非洲的两座美国使馆被炸了。这事使得这位新局长需要启用更泼辣更高效的知识分子。

即使是最底层的清洁工也知道，自一九九一年冷战结束之后，新的战争形态主要是与持续成长的恐怖主义作斗争，而在中情局内，直接负责此项行动的机构就是反恐中心。

保罗・德弗罗此时并没在反恐中心工作。因为他熟练掌握的几门外语之一是阿拉伯语，他曾三次出任阿拉伯国家的情报官，所以当时他是中东处的第二把手。

美国驻非洲的两个使馆挨炸后，局里把他从中东处抽调出来，负责一个小小的专业工作组，只向局长本人报告。这项工作被叫做“游隼行动”，源自在猎物上空静静地盘旋着的隼鸟，这种捕猎者在确信能给猎物以致命一击时，才以可怕的速度和准确性突然降临。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德弗罗可以没有限制地使用来自任何渠道的情报，只要是工作所需。他还有一个小小的专家组。作为他手下的二号人物，他选择了凯文・麦克布莱德——不是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而是经验丰富，工作积极，忠心耿耿的实干家。现在，正是麦克布莱德接听了这个来自胡佛大厦的电话，他用手捂住听筒。

“是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柯林・弗莱明来电，”他说，“听口气好像很不高兴。我回避一下吧？”

德弗罗做手势让他留下来。

“柯林……我是保罗・德弗罗。有什么事吗？”

听着听着，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好的，我认为见面谈比较好。”

见面地点是一座安全房，适合于争论。这里每天都会“打扫”窃听装置，每一个字会录下来，以供与会人员知晓。

弗莱明把比尔・布伦顿的那份报告扔到了德弗罗的鼻子底下，让他去看。这位阿拉伯问题专家的脸保持着无动于衷。

“那又怎么样？”他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