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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J.C.先是登上了槽谷，随后攀上了二号营地上方的冰川，在这段漫长的徒步跋涉中只在必要的时候说了几句话。我们分别陷入了各自的思绪中。

我想到了山上的死亡。巴布因为我们的胡闹而白白丢了性命，我对他的死感到了真真切切的内疚。此外，我还想起了其他一些发生在登山时的死亡事件，以及我对这些死亡的反应。对于登山时的突然殒命，我并不陌生。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哈佛登山俱乐部一直到去年，也就是1924年才正式成立，可当我于1919年—1923年在哈佛求学期间，每逢假期和闲暇时间，在春天和秋天里我们几个人就去附近的昆西采石场登山，到了冬季则会去征服新罕布什尔州的山脉。在登山圈子里，我们几个人称“哈佛登山四人组”。

大学讲师亨利・S.霍尔是我们的非正式领队，我们这支特别登山队就在他家里开会，正是此人于1924年组建了哈佛的正式登山俱乐部。我们这个小队的另外两名成员是特里斯・卡特（与我同岁）和艾迪・贝茨，贝茨比我们小一岁，是个讨人喜欢的混血儿，堪称顽强的登山者。个子不高，他登山时会使用膝盖、手肘和快速移动的脚后跟，登山技术异常娴熟。

霍尔教授和他那些年纪更大、经验更丰富的登山伙伴专门攀登加拿大的落基山脉和阿拉斯加的落基山脉，不过攀登后者的时候并不多。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初秋学校放假，我们四个人去爬了加拿大亚伯达的神庙山，登上了东部山脊——现今这座山脊的攀登难度评级为IV5.7左右。艾迪失足了，拉断了一根60英尺长、连接着他、特斯里和我的绳子，不幸摔死了。我们并没有做保护，艾迪摔下来得非常突然，而且是垂直落下，如果不是绳子断了，我和特里斯肯定会和他一起掉下那面北壁。

当然了，艾迪的死令我们非常哀痛，我们用年轻人怀念同龄死者的特有方式表达悲伤。艾迪的父母来哈佛收拾他的遗物，我很想和他们说说话，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掉眼泪。开学之后，我开始翘课，就坐在我的房间里沉思。我肯定我再也不会去登山了。

这时候霍尔教授来看我。他告诉我，要么去上课，要么就退学。他说我现在这副鬼样子只是在浪费我父母的钱而已。至于登山嘛，霍尔对我说，只要下第一场雪，他就会带学生登山者去登华盛顿峰，还说我应该自己做决定，以后是不是要继续登山——他觉得我的登山技能倒算是可圈可点——还是从此与登山一刀两断。“但是，死亡是这种运动的一部分，”霍尔教授告诉我，“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很不公平，可客观现实就是如此，用绳子和我们连在一起的朋友或伙伴死了。如果你还想继续登山，杰克，你必须学会说句‘他妈的’，然后继续前进。”

我从没听过哪位老师或教授说这三个字，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他传授给我的经验教训同样令我醍醐灌顶。

可在过去几年的登山经历中，我还是学会了说“他妈的”，然后继续前进。起码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这么做。在我、理查和J.C.攀登阿尔卑斯山脉的那几个月里，我们参加了不少于五次营救，其中三次都有人不幸遇难。诚然，遇难的登山者我一个都不认识，可我逐渐了解，人从山上掉下来，一定会被摔得支离破碎，不成人形：四肢张开，骨断筋折，摔下去的过程中衣服被凹凸不平的岩石扯破，血流各处，头骨被撞碎，或者身首异处。从高处摔死决不是一件有尊严的事情。

巴布・里塔并没有从山上掉下来，他只不过是跟着两个傻瓜从一个斜坡上滑降下来。下雪的时候，在美国任何一座市政公园里，人们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带雪橇滑道的斜坡。只是那些滑道里往往不会有藏在雪下的砾石。

“他妈的，”我听到自己轻声说，“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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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风呼呼吹过槽谷中的冰柱，一登上冰川，我们就要挖出固定绳索，在穿越冰隙之际确保安全，不过那些插着旗子的竹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我们赶在天色开始发暗之前来到了三号营地，可雷吉和理查不在那里。三号营地里有六顶帐篷，其中两顶是超大号的米德帐篷，可我们却看到八个夏尔巴人都蜷缩在较小的米德帐篷里睡觉。彭巴呻吟着说他们都感觉很不舒服：全都得了“高山疲劳症”，1925年，我们都这样叫高空病。没有睡袋的人就裹着厚厚的毯子。彭巴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理查大人都在北坳上的四号营地里，特比・诺盖和登津・伯西亚与他们在一起。据彭巴说，那里的风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