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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检查了马洛里的口袋,拨开了他挂在胸前的一个帆布袋。正如我说过的,这具尸体上没有背与氧气罐配套的金属吸氧装备,也没有背包,只有一个小手提袋被压在他的胸前和一只手臂下,他的口袋里卡着几样东西。

在他的诺福克夹克口袋里有一个测高仪,和我们带来的这种仪器差不多,最高可测量到30,000英尺,不过这个侧高仪的石英玻璃表面在坠落过程中已经摔坏了,指针也不见了。

“真糟糕,”雷吉说,“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他和欧文是不是登上了顶峰。”

“我想他们肯定带了几架相机,”理查说,“泰迪・诺顿告诉过我,马洛里本人就带了一部柯达袖珍相机。”

在可以伸进手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小袋子向外拉,我用只戴着内层手套的手摸索了一番,摸到了里面一个硬邦邦的金属物件儿。“我想我们找到相机了。”我宣布。

可那并不是相机,而是一大块坚硬的东西,包括一大盒天鹅维斯塔斯牌火柴和装在金属锡罐里的肉糖锭。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回了原处。我们在马洛里的口袋里找到的其他金属物都是各种个人日常用品,仿佛马洛里只是在冬日里出门到海德公园里散步:一小截铅笔、一把剪刀、一个安全别针、一个小金属剪刀套、一条可分离皮带,用于连接氧气罩和他的皮摩托头盔。我之所以认识最后这个东西,是因为当时我的下巴底下也系着这样一个带子。

我们把肉糖锭、火柴和其他东西都放回他的袋子和口袋里,继续把别的东西翻出来:一块非常旧的素色手帕,似乎是擦鼻涕用的,手绢里面有一管凡士林膏(我们知道这凡士林是用来涂抹在皲裂的嘴唇上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一管来,连牌子都是一样的),还有一条更漂亮的手帕。这块软绸手帕上有精致的交织字母印,印着G.L.M.[11]三个字母,有蓝色、深紫红色和绿色的图案,还包着几张纸。理查仔细看看这些纸,不过这似乎都是私人信件,除了信封上的致敬语和其他字迹他没看其他内容(其中一封是寄给乔治・莱・马洛里先生的,由西藏雅隆英国贸易代表转交)。这些只是私人和探险事务基本信函,没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不过在一封信的空白处,有用铅笔潦草写下的一串奇怪数字,这封信并不是他妻子写给他的,而是来自于某位女士。

“这是氧气压力度数,”让-克洛德说,“或许记的就是最后一天凭借氧气他们可以走多远。”

“这里只有五组氧压度数,”雷吉说,“我想他们离开四号营地的时候带了不止五罐氧气。”

“确实如此。”理查说。

“这么说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死因了,”雷吉说。

“或许吧。”理查说,他把每封信都重新折叠起来,放回相应的信封里,用那块有交织字母印的手帕将它们整齐地裹好,又把手帕放进死者的口袋里。

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拿,我依旧感觉自己像个盗墓的。我以前可没翻过尸体的口袋。理查做这样的事儿似乎驾轻就熟,我意识到,在西方战线上,他当然这样做过,或许都做了几百次了。

我们在马洛里的其他口袋里只找到了他的折叠小刀和护目镜。

“这非常重要,”雷吉说,“他的护目镜还在他的口袋里。”

一开始我并没有明白个中原因,那时候我正忙着咳嗽呢,可让-克洛德说:“没错。他们摔下来的时候要么是黎明时分,要么就是天黑之后……在马洛里出发的前一天,他已经见识过了诺顿的雪盲症。所以他绝对只会在太阳落山之后才摘下护目镜。”

“不过,在他们其中一个或两个人都掉下来的时候,他们是在向上攀登,还是在下山?”帕桑问。

“我觉得是在下山。”理查说。

“他们带手电筒了吗?”雷吉问。

“没有,”理查说,“奥德尔在他们六号营地的帐篷里找到了手电筒,并带了下来。他们并没有带上他们唯一的手电筒这个事实只能说明,他们是在日出之后离开六号营地的。还说明乔治・马洛里是个健忘的人。”

“请不要说死人的坏话。”我一边咳嗽一边说。

“这可不是坏话,”理查说,“这是事实。在前两次我和他一起参加过的探险中,乔治这人总是丢三落四的,他的袜子、剃须工具、帽子、卷装厕纸等等。他这人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