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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亚咬了一下指甲，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觉得会是他吗？我们之前谈过，作为入室抢劫来考虑，现场有很多疑团。比如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翻找的痕迹很刻意——特别是，电脑记录有被删除过的痕迹。老费若里入室抢劫后还要把受害人最近一段时间收的邮件都删除吗？我怀疑他是否会使用电脑。”

“邮件未必是死者遇害时候删除的。不过，老费若里暂时是安全的，亲爱的。”鲁斯坦宽慰女友，“我不会轻易接受任何一种理论的。艾伦面对很多压力，如果近期内没有进展，他肯定就会把老费若里逮捕，交给你们检察部门。但估计你的头儿不会接受，证据太薄弱了。总之我们还有时间，圣诞节前尽量把乌玛的背景梳理一下，看看有没有仇杀或者情杀的可能性。”

“那我们现在算是什么？自己私下调查？”

“当然不算私下调查。现在艾伦虽然倾向于入室抢劫这个理论，但如果我持怀疑态度，在这个阶段当然还可以调查其他可能性。但再拖一两个礼拜的话，特别是如果牵扯出什么比较棘手的嫌疑人需要申请调查令的话，艾伦可能就顶不住了。反正上次老费若里就应该受到惩罚，这次算是报应。艾伦是不会对老费若里内心有愧的。不过，我昨天下午和今天已经查了一下乌玛的背景，收获还是有一些的。”

“怎么样？”

“还不错。怎么说呢，这个女人如果不是有意避免被人追查，那么就是一个真正的隐居者。她几乎没有社会关系，如果发现那么一两个，或许就可能是相交颇深的那种朋友。如果尸检报告出来确实不是强奸，而房里也没有丢失任何东西，那么不能排除嫌疑犯就在她为数不多的认识的人里。”

“几乎没有社会关系？怎么会？我是说，她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学老师。”

“不知道。原因可能有很多，或许和她是移民有关系，或许是她之前的不幸婚姻的影响。她的丈夫是个不折不扣的垃圾。”

鲁斯坦给自己烧了一壶咖啡，坐下来打开笔记，继续对朱丽亚说：“乌玛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郊区，家庭状况还不清楚，她没有跟人说起过。她大学毕业以后不久就跟随当时在斯图加特驻军的前夫来美国。她的丈夫是陆军的下级军官，经常换驻扎地，她刚来美国的前七年，按照美国军队的惯例，应该隔两三年就会搬一次家，接触的人也大多数是军队的。据说她说话都有很生硬的德语腔，估计和来美国以后很少有固定的社会关系有关。”

“怎么会？她不是拿到博士学位了吗？还是在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记得陶森大学提供的履历上是这么写的。对了，这里有些奇怪。如果她来美国后前七年都没有任何教育经历，怎么能进得了普林斯顿数学系？”

“她开始读博士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了，这个年龄已经错过了改善语言的机会。而且，跟大多数研究生年龄差距都比较大，估计也交不到什么朋友。你知道，数学系都是一些怎么样的人，很显然不会给她提供一个愉快的社交环境。快读完博士时她丈夫和她离婚，几乎算是把她孤零零地扔下了。至于你的另一个问题，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不过数学这门学科，据说很多人都是自己研究的，如果有天才的话。或许那七年时间乌玛一直都在自己做题也说不定。普林斯顿不是很多自学成才的怪人吗？”

“不管怎样，这是个疑点，咱们得调查清楚。”朱丽亚坚持说，随后又接着问：“他们没有孩子么？她前夫没有带着孩子？你找到她的前夫了吗？”

“乌玛没有孩子，据她的一个同事说，乌玛似乎很喜欢小孩。但是前夫的女儿倒是找到了，是他和现在妻子生的，据说在他和乌玛的婚姻最后几年这个孩子就已经存在了。”

“真是个禽兽。”朱丽亚的眉尖又挑上去了。

鲁斯坦拍了拍女友的肩膀，接着说：“但是我也很奇怪，她为什么那时候要去普林斯顿读博士，明知道和丈夫的感情岌岌可危。”

“这有什么奇怪的？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仰赖于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男人生活，和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你觉得哪个是更好的人生选择？”朱丽亚不快地说。

“好吧，”鲁斯坦无奈地说，“朱丽亚，你有的时候太敏感了，这不是你采取防卫态度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特殊的案例，而不是所有女性的命运。不管从何种角度看，这都使乌玛看起来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女人。认识到这一点对探索杀死她的动机毫无疑问有帮助。”

“那你的手下找到乌玛前夫了么？”

“他正和现在的妻子及岳母在波多黎各旅行，据说圣诞节之后才会回来。他女儿今年刚上中学，和她的外祖母住在一起，对她父亲的前妻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