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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这个来自另一个文明的特使，高效且舒适地将他带到两英里外的阿尔本海姆。他在邮局外面找到了一个电话亭。这里仿佛是一个当地人参加集体辩论的场所。市内电话局列表被一块玻璃保护了起来，上面有人用黑色签字笔胡乱涂写了一句“伊普斯维奇足球俱乐部万岁”。投币口上方的灰色金属上被人用锐器刻了一行字——“伊普狗屎是手淫犯”。

杜戈尔拨了李给的那个电话号码。铃声响到第二下时，有人拿起了听筒。他塞了一枚硬币，电话里的哔哔声变成了无声。

“是李先生吗？我是梅西。”

“嗯。几点见？”李的口气粗鲁无礼，好像昨天晚上他也没睡好。和杜戈尔不同的是，他起床的时间比较晚，所以失眠的后果还没有完全散去。

杜戈尔向他详细解释了如何找到这条救生艇，并建议他把车停在马厩里。“等你到了停泊处，我会划着橡皮艇把你送到船上去。”

“不用。”李说话的时候没有重音，但是语气坚决，不容更改，“没这个必要。我会去河边，就在那儿交易吧。我三点到。”

“咔嗒”一声，电话断了，留下杜戈尔像个傻子一样紧握听筒。不只是愚蠢，还有恐惧。他回到车里，坐在那儿看着放在方向盘上的手指关节慢慢变白。

他们所有的计划都基于李会到船上来这个假定，这样既保证一定程度的私密性——因为李面对的是一个不熟悉的环境——又可以让杜戈尔和阿曼达靠近他。

如果是在陆地上，他们就会失去这些优势。如果两个人都在岸上，李会很谨慎。他会带枪，可能会坚持让他们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的武器是否有用，取决于是否能接近李。如果两只胳膊都占着，就没有任何可能抓住他。趁他上船的时候击打他就容易多了。

唯一令他们感到安慰的是，李暗示他会一个人来——他说的是“我”，而不是“我们”。杜戈尔认为他不可能带人来。他们必须相信，尽管他们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李眼中，他们连微不足道都算不上。

有那么一刻，他漫不经心地思考着要不要食言。他们可以把车开走，然后消失——世界足够大，这难道不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吗？问题在于，没有一个地方大到可以让他们摆脱关于李的念头。他们的脑子里会一直装着那个李的复仇形象。他们将一辈子防范每一个无法解释的阴影所带来的潜在威胁。

当然，他们还有时间开车去剑桥，把钻石收回来，履行他们的承诺。杜戈尔确实认真考虑过，然后放弃了这个想法。在这种情形下，贼没有诚信可言。他知道，而且冰冷地坚信，李根本没打算尊重交易的另一方。李没理由这么做。他为什么要把金钱浪费在那些欺骗他的人身上呢？对于他们，他不只是憎恨，还有鄙视。从汉伯里开始，他们了解的有关这个爱尔兰人的一切都表明，他像一只饥饿的床虱，对其他人的正当权利没有丝毫的尊重。也许他更像一只吃人的老虎。如果把钻石给他，他会当场嘲笑他们，可能还会给他们一人送一颗子弹。

还有一点：如果李真的在哈维沙尔庄园把他们控制住了，那么，他们可以活下去的唯一机会就是手里没有钻石。无可否认，即便这么做，活下来的机会也不大，可是没有钻石，李就有可能得不到弗农·琼斯的遗产，所以，他也许不会杀他们。

杜戈尔点着一根烟，不假思索地猛吸着。他感觉身体在发烧，仿佛置身于一个完全私密的热病和猜想的宇宙里。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得做一个决定。如果理性地思考，其实只有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他必须假装自己就是原来的那个人，必须干掉李。他们不得不重新想一套办法。仅此而已，别无他法。

他回到船上时，阿曼达正在用一把从伊普斯维奇买来的刀去切连在培根上的皮。杜戈尔把李说的话复述了一遍。

“那我们只能想别的方法了，不是吗？”各种做法的利弊曾像沙尘暴中的颗粒一般在杜戈尔的脑子里打转，而阿曼达的语气却表明她什么也不想听。有时候，她回答问题时的那股子率直劲儿，以及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穿透一项决策本质的方式，让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史前动物——一个幸存者，从每个抉择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演化出结果的时代活到现在。

“下手的最佳地点，”杜戈尔略显迟疑地说，“是马厩。不管李刚到这儿，还是发现我们不在停泊处，他都会去马厩。他会找我们的车。”

“好吧，我们就在那里埋伏好。”阿曼达说，好像她已经决定了，既然没剩下什么牛肉，一条猪腿也能凑合，“别磨蹭了，我们可没有一整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