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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那些定期为星期天“书评”写文章的朋友是一些高度称赞这家报纸的评论家。他们坚持报纸的立场，赞成报纸对既定秩序的传统式的敬重和牢固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虽然他们把约翰·奥哈拉[注：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1905—1970），美国小说家，曾在纽约当过新闻记者，为好莱坞和百老汇改编过电影和戏剧，作品有长篇小说《在萨马拉的约会》《警察与赞美诗》等。——译者注]视为一个幼稚的作家，经常轻视他的作品，而且对海明威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但他们一般都在每一篇评论中力图找到点值得称道的东西来说。如果他们写得评论有太多贬低的东西的话，那么就会有这样的可能性，一些书不值得上报，因此评论也就可以不发表——除非是评论涉及像奥哈拉那样的作为中产阶级诽谤者的作家。（作为对《纽约时报》的批评的某种报复，据说奥拉哈确立了他自己的传统：他坚持要求他的出版商兰登书屋安排他的书在感恩节那一天出版，这个时间读者除了读报纸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做，而这一天《纽约时报》假正经的书籍批评家奥维尔·普雷斯科特的评论是不发表的。）

阿道夫·奥克斯想把书表现为“新闻”，在《纽约时报》上像对待其他新闻一样来对待书。他不想让他的评论成为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们做作的文学论坛。这些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心想展示他们的激情或高明，却不告诉读者谈的是什么书。尽管在奥克斯去世后他的一些思想被改变了，但它们是慢慢地改变的，而且随着弗朗西斯·布朗当了“书评”的负责人，它们就保持不变了。大多数星期天版的评论者都是按奥克斯所希望的那样写作的——他们很少是热情奔放的或严厉的，他们的语言是平静的和谨慎的。他们显然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受尊敬的成员：有来自普林斯顿和史密斯学院的教授，韦斯特切斯特的女小说家，来自南方的信奉自由主义的编辑，西北的可敬的退休学者；他们是关于日本艺术、国内战争的专家，人类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总统的传记作家；他们是《纽约时报》的朋友。马克尔把他编辑的一本选集放在弗朗西斯·布朗的桌子上后，布朗就挑选一个评论者——评论写成后，总是令人满意的或非常满意的。《纽约时报》和它的评论者之间的这种内部体谅持续了多年，布朗似乎是报社的一个轻松的管理者。尽管雇用了一些具有适度激进思想的年轻编辑，但“书评”仍然是把图书当作“新闻”来报道——尽管它容忍偶尔的偏差，但如果评论走得太远的话，评论者都会感觉到马克尔无形的手在本能地呼应着奥克斯的幽灵，这就是一个叫作约翰·西蒙的年轻评论者的体验。西蒙曾为《新领袖》（The New Leader）当过电影批评家，为《哈得孙评论》（The Hadson Review）当过戏剧批评家，以明快和严厉而知名。弗朗西斯·布朗的一个下属编辑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去找他，要他评论一下两本关于戏剧的书，一本是约翰·梅森·布朗写的，另一本是沃尔特·克尔写的。

西蒙非常高兴，这是他第一次获得在《纽约时报》上露面的机会，几周后他的评论就写完送来了。西蒙对这两本书大加批判，在概括《先驱论坛报》批评家沃尔特·克尔的那本书的缺陷时，约翰·西蒙说：

如果克尔先生不是今天最优秀的日报评论家的话，这一切就不会那么令人不安了：实际上只有他选出来的文章能够读下去，他的日常评论能提供某种指导。但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独眼国王吗？

莱斯特·马克尔读到这段话时，决定要么重写，要么删除。马克尔不允许西蒙对《先驱论坛报》沃尔特·克尔的这种言不由衷的恭维，也不允许他以这种漫不经心的方式来搪塞《纽约时报》的戏剧评论家。这使得那些陷入其中的人——弗朗西斯·布朗和弗里蒙特—史密斯——感到很为难。他们私下里都觉得按照西蒙的原文来发表这篇评论没什么不可以，但马克尔固执己见，坚持必须修改。当西蒙得知后，他拒绝改动一个词。即使告诉他删除这段话不会破坏评论的效力，而且两人还暗示正考虑把西蒙的评论放在星期天“书评”的显著位置，或者在栏目的前头，西蒙也不愿修改。

约翰·西蒙不满足，回答说，如果这篇评论不按他写的那样付印，他宁愿退稿，把它卖给别的地方。西蒙的沮丧会被他或《纽约时报》外其他年轻的新批评家视为书报审查制度的一个例子——这种状况是弗朗西斯·布朗想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