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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利奇从苏联回来后,又到洛杉矶参加了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大会。这是一次幸运的旅行。大会上,一个编辑把卡特利奇介绍给一位来自新奥尔良面貌姣好的黑发女人,她对卡特利奇很有吸引力。他回到纽约后看起来容光焕发,又像很久以前那样有信心了。
他的工作计划上的一项内容是雇用一个新的美食编辑。占据这个位置多年的女人刚刚辞职,因她丈夫的生意需要迁出了纽约。一天卡特利奇见到了申请她的职位的人,竟是一个男人——一个有点羞涩的爱脸红的人,有着一个圆圆的笑眯眯的脸庞,粉红色的面颊。他进入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后介绍自己是克雷格·克莱本。
卡特利奇从没有过让一个男人任美食编辑的念头,因为除了要转转餐馆并且非常熟悉写作餐馆的事情之外,重要的是,《纽约时报》的美食编辑还得善于烹调,收集食谱,并且要在和九层的女性新闻部的女记者们共同工作时感到舒服。
“你在哪里上过学,孩子?”克莱本坐下后,卡特利奇开始间。
“密西西比州,先生。”克莱本说。
卡特利奇赞许地点点头,接着问道:“你在那儿的什么地方生活?”
“波列凯特巷。”克莱本说,并且提到了校园里的几排破败的学生住处。
卡特利奇笑了。
“我也在那里住过。”
当卡特利奇问克莱本是否觉得自己能够胜任《纽约时报》的这个工作时,克莱本说他能。他说自己离开密西西比州后,在密苏里大学获得了新闻学学位;1953年,他从海军退役后,又到洛桑的瑞士酒店协会进修,这是美食家们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烹饪学校——尽管克莱本的确承认《纽约时报》的美食编辑工作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任务,这不是哪个烹饪学校能使他完全适应的工作。他还说,他听说马克尔先生已经想过让别的人承担这项工作。
卡特利奇气得脸色发青。
“在这里是我来决定雇用谁,孩子。”他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平静下来,卡特利奇要克莱本多谈谈自己。克雷格·克莱本随着卡特利奇的放松而放松下来,开始讲了他个人生活的一些事情,但不是很多,因为有些事情使他不那么轻松,甚至不自在,但他通常能把这些情感掩饰在他笑容可掬的面孔背后。
克莱本的母亲在密西西比州的城镇印第安诺拉经营着一家供给膳食的寄宿宿舍,她是一个出色的厨师,几年前在《自由》(Liberty)杂志上有一篇关于她的烹饪技术的文章。甚至在克莱本从洛桑的学校回家后,他仍旧使用母亲曾给他手抄下来的烹饪书。克莱本的母亲出生在阿拉巴马州,叫玛丽·凯瑟琳·克雷格,年轻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南方美女。尽管她的家庭兴旺,但在她的亲属中,在他们的一些朋友中总是存在着近似于酗酒的问题。所以,她决不允许她的家里有威士忌,除非是在圣诞节,那时她会做一些掺有波旁威士忌的浓厚的蛋奶酒,但她从来不会把波旁威士忌浇到水果蛋糕上。克雷格·克莱本记得,为了得到波旁威士忌,她的母亲会把钱交给一位寄宿者,让他从酿私酒者那里弄来一瓶。像许多善良的密西西比人一样,她宽恕酿私酒的行为,但厌恶威士忌。
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5岁的人,她总是称他为克莱本先生。他是一个安静的人,一个贸易会计师,如果做牧师的话或许会更好。他从未错过星期天上午的循道宗教会事务,或者星期三晚上的祈祷会。在少年时代,他和克莱本家族的其他虔诚的信教成员一起跨过田纳西的边界去参加帐篷会议,他就是在田纳西的边界上出生的。他有一个姐姐在中国做传教士,并且认识童年时的亨利·鲁斯。直到她去世的日子,她一直以为鲁斯是《麦考尔》[注:《麦考尔》(McCall’s),美国女性月刊杂志,1949年至1962年,曾任第一夫人的埃莉诺·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在该杂志撰写专栏“如果你问我”。]的创办者和主编。
克莱本先生赚钱无方,这是他庞大的布局零乱的白色房子最终不得不变成寄宿宿舍的主要原因。但他似乎注意不到寄宿者,而且他也没有被他们的习惯所分心或影响。他读他的《圣经》,每天早晨挤牛奶、喂鸡、种植供餐桌上用的蔬菜。他从来不喝比可口可乐更刺激的饮品,他把可口可乐叫作“药剂”。人们只有一次听到他说过“该死”,那是在他开的轻便小货车同另一辆汽车相碰撞之时。尽管寄宿者经常极力引诱他在星期天下午玩牌,但他总是微微一笑,摇摇头。后来一个星期天,有人打开门到他楼上的卧室,发现他在那里玩单人纸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