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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兹伯里为合众社工作了近20年，辗转于从圣保罗到芝加哥，从华盛顿到纽约，到伦敦、开罗、莫斯科100多个城市，迅速地去报道新的灾难，起草电讯，应付最后发稿时间，忙得似乎自己已经不复存在。他成了一个酷爱行动的人，投身于不安静的代理人的竞争世界，竟不清楚他自己现实的个人问题了。他没有时间考虑别的事情，一心只想着新闻，搞到新闻，写新闻，迅速地写，索尔兹伯里在合众社的早期日子尤其是这样。合众社既无人力也无金钱去和规模更大、财力更雄厚的美联社进行平等的竞争，所以为了弥补这个差距，合众社的人不得不跑得更多、打字更快，在合众社内部出现了一个现在仍然很小的国际服务中心，有一帮特殊类型的记者：这些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为了取得经验和冒险机会情愿少得报酬多干活。他们是一班开支不多的小伙子，冲进城里，雷厉风行做事，然后又急忙赶下一班飞机离开。在这个集团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一颗明星。

索尔兹伯里喜欢长时间地工作，拥有非凡的精力，他也喜欢激情和策略。在黑社会凶杀的日子里，他在芝加哥撰写有关阿尔·卡彭的报道，采访他的逃税案。一天在合众社的分社，索尔兹伯里的一位记者朋友，从他在匪徒中安插的一个眼线那里得到秘密消息，得知有人要暗杀芝加哥的市长托尼·杰马克。合众社的分社得益于这一帮助，迅速做好报道计划，安排好专用电话，设定抢先发表新闻的暗号。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去通知市长或警方。然而，这个事件当时没有发生，这个得到线索的记者被搞糊涂了。当他陪同罗斯福总统在迈阿密旅行遭枪击后，这位记者的糊涂又变成气愤了，“这帮杂种欺骗了我。”这位记者说，坚持认为凶手暗杀的目标是杰马克，不是罗斯福。

索尔兹伯里在1933年娶了一位他大约一年前在芝加哥认识的姑娘，他把这看作是他一生做出的不幸的决定之一。一年后他到了繁忙的华盛顿分社，主要是夜里工作。1942年他去伦敦报道战争，离开了他在纽约的妻子和儿子。与3岁的儿子分别时，索尔兹伯里是舍不得的，但他已经盼望到海外工作多年了，这是会成为许多记者一生顶点的历史事件的一部分，所以他还是去了。即使现在，当时在英国生活的细节仍能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在莱恩公园宾馆房间里的装饰，飞机俯冲的轰鸣声震得屋顶木瓦嗡嗡响，伦敦夜间戒严后在漆黑的街道上人们的沙沙脚步声。在他看来，伦敦再不会比这些危险的、富有魅力的戒严之夜更美丽了。当时他结交的一些朋友多年以后都保持着友谊，其中就有美联社的丹尼尔和合众社的沃尔特·克朗凯特。索尔兹伯里还结识了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士，红十字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战后这位女士又到美国与他相见，使他原本已经复杂的个人生活更加复杂了。

1944年，在北非做了一次短途旅行后，索尔兹伯里被派往合众社驻莫斯科的分社，他开始报道苏联人对溃退的德国人的毁灭性打击，以及苏联人对苏联村庄和城镇的重新占领。1944年5月，他报道了在黑海边上的塞瓦斯托波尔陷入重围的2.5万名德国人徒劳地等候撤离船只的血腥场面：

不管朝哪个方向，只要你走出一两步，你肯定会踩着一具尸体……海岸上到处是德国人试图用来逃跑的小橡皮筏的残余物。数不清的纸片在沙尘中旋转——通行证、军事文件、信件、明信片……苏联救援人员蚂蚁般地涌进战场，从被击毁的ME-109和FW-190飞机以及卡车和坦克上挑出有用的零部件。塞瓦斯托波尔城市本身成了一片瓦砾。我驱车在大街上走了90分钟，发现只有五处建筑尚可居住。市长瓦西里·耶特里莫夫估计，战前的10万人口现在只剩下了1万人。我这一路只看到30个人……

战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回到了纽约，回到了妻子身边，换了一个新工作，当合众社的国际新闻编辑。他承认，这场战争促成了他的逃避行为，现在他希望适应家庭生活。1947年第二个儿子的出生，使他和妻子之间有了一丝新的亲密感，但仅仅是暂时的。这段时期的大部分他都是紧张的，他在伦敦结识的那位女士来到了纽约。他想退出合众社去《纽约时报》工作，但没有机会。他不愿接受《记者》杂志或《时代周刊》为他提供的编辑职位。他在私人生活上的优柔寡断，他职业生涯中的挫折，战争的结束，婚姻的终结，他日常生活整体上的不幸，使他到了根本不能工作的地步。他认为自己得了焦虑性神经官能症。一天，他进了佩恩·惠特尼精神科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