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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他的一些朋友指出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极度消沉的时刻，同时表示敬佩他在逆境中奋起并在今后一生中仍会碰到的逆境中继续奋起的能力。但索尔兹伯里总是把这些赞美当作戏剧性的夸张而一笑了之。夸张，是那些希望轻易得出结论的人的逻辑。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一生是起伏跌宕的，而是把它看作一个缓慢的、稳步的进程。他断定，他的紧张时期不是精神崩溃，而是一个重新评价和重新考察自己的极好机会，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能周期性利用的东西。后来他在《纽约时报》崛起之后的岁月里，他得知有些人害怕他，不喜欢他，或者认为他工于心计。这些舆论不会使他太上心，只是使他惊奇，因为他自信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如果别人因为他太自信而不喜欢他，好吧，他的确很自信。1960年，当他发自阿拉巴马的关于种族歧视的报道被卷入一起大的诽谤案时，《纽约时报》的一些人暗自高兴，认为这会给他一个教训，但《纽约时报》通过上诉打赢了这场官司。当索尔兹伯里怀疑一位来自上流交际圈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时，一位年轻的《纽约时报》记者感到很震惊，但是当后来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被《堡垒》（The Ramparts）杂志进行最具有揭示性的曝光之后，这位年轻记者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64年当克利夫顿·丹尼尔任命索尔兹伯里为主编助理时，索尔兹伯里并不感到惊奇（“如果他不这样做，我倒惊奇了”）。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让索尔兹伯里感到意外。他很少承认自己的弱点，把别人对他性格的真知灼见视为戏剧性夸张而不屑一顾，似乎不可能伤害他的感情，或者使他陷入一种能展示出他真正个性的自我怀疑的状态。他似乎总是忙忙碌碌，总是一心想着在《纽约时报》的工作，然而也偶尔显示出他敏锐的观察力：“我喜欢你走路的姿势，也喜欢你在房间里四处看的样子。”有一次他对一个他不很了解的年轻记者这样说。但《纽约时报》里没有人敢说了解他，所以他们留下的是未经证实的说法。或者他们能通过他的工作对他了解一点，但这是不容易的。正如索尔兹伯里1961年在他——背景设定在苏联，然而现在看来可以是任何地方——的小说《北巴尔米拉事件》（The Northern Palmyar Affair）当中所写的那样：

他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像任何人。然而就此而言，他表层下的第一层甚至也让人难以捉摸。的确是这样。现如今，每个人都扮演着三个或四个角色。一个人的一句话可以展示出几乎无穷个可能性。他说的也许会是真的。但这是最为稀有的可能性。

1949年1月，在坚持不懈地拜访主编埃德温·詹姆斯的办公室之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被《纽约时报》聘用了。索尔兹伯里马上被派到了莫斯科。如果索尔兹伯里不是凭同样的毅力成功地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一张签证的话，他是无法进入《纽约时报》的，因为莫斯科分社18个月来空无一人，是唯一有空缺的职位。《纽约时报》最后一个常驻莫斯科的记者德鲁·米德尔顿写东西相对无拘束，1947年被拒绝再次入境，因此报社在报道苏联方面经常是困难重重。《纽约时报》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先是忽视，然后又低估列宁的影响。《纽约时报》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记者沃尔特·杜兰蒂，按《纽约时报》编辑们的看法，已经成了斯大林的卫道士了。从1941年到1943年《纽约时报》驻苏联的记者，后来转向为共产党的《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的伦敦版和纽约版写作。在索尔兹伯里被派往莫斯科之前，《纽约时报》曾对他过去的政治活动和私人活动进行了调查，而且业主也曾提醒牛栏对他的报道保持“警惕的眼光”。即使这样，索尔兹伯里也很快成了有争议的人物。读者认为，他的稿件反映了许多对苏联过于同情的东西。记者圈子里，特别是右翼人士暗示说，苏联人之所以给索尔兹伯里发了签证，只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以上说法都不是事实，但当时是感情用事，而不是慎重克制的年代。在美国是麦卡锡主义横行，是“冷战”最严峻的岁月，莫斯科成了一个充满怀疑和黑暗阴谋的城市。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有冲突；铁托也与斯大林闹翻了；苏联实行了新的国家秘密法案，这个法案如此严格，甚至可以解释成不允许苏联的电话接线员告诉外国人现在是几点。对索尔兹伯里来说，在苏联的这些日子里充满了拒绝和孤独，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每一个举动都受到了监视，他的每一篇报道都受到了审查，甚至每一个他看到的年轻苏联姑娘后来都要受到秘密警察的审讯。一天，新闻编辑部里得到了一个消息，说索尔兹伯里有生命危险——苏联的秘密警察认为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准备拷问他，把他送上间谍审判法庭，而且要干掉他。当一连几天听不到索尔兹伯里的消息后，纽约总部的一个记者威尔·利斯纳就提前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好了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