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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说清楚，他们在索尔兹伯里的名下发表的那些文章事先都被苏联人审查过了，那么，索尔兹伯里在美国读者中的名声就不至于如此有争议了。有几次索尔兹伯里写信给编辑，要求在他的稿件上插上被审查过的标志，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他经常遭到攻击，被说成是他对苏联软弱的表现。索尔兹伯里不清楚为什么《纽约时报》的管理者不愿意说明他的文章被审查过，但他怀疑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犹太人审查制度在当时十分苛刻，《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不愿意因为给他们的报道贴上审查的标签而去对抗美国强有力的犹太复国主义集团。这也许会被他在《纽约时报》的上司叫作荒谬的推论，所以索尔兹伯里还是决定少说为佳。另外，当时从埃及到多米尼加共和国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形式的书报审查制度，《纽约时报》如何能准确地把所有这些不同程度的书报审查制度都贴在它的电讯稿上呢？《纽约时报》的确偶尔地在它的社论中表示歉意，说“来自苏联的报道是被歪曲的或不完整的，这并不是我们记者的过错”。这在一定程度上帮了索尔兹伯里一把，但并没有到治愈创伤的程度，这些创伤是由于当时《纽约时报》在发表索尔兹伯里的一篇被审查得温和起来的文章之后，又发表了《纽约时报》国内苏联问题专家哈里·施瓦茨的强烈批评苏联的文章而造成的。

哈里·施瓦茨，曾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和国务院苏联问题分析家，后去锡拉丘兹大学当教授。苏联谴责他是“资本主义情报机构的代理人”。1947年他在锡拉丘兹开始为《纽约时报》写关于苏联的文章，正是在这一年苏联人拒绝德鲁·米德尔顿再次入境。1951年施瓦茨搬到纽约，为《纽约时报》当全日制的专业撰稿人，在十层的一间堆满了共产党的报纸、杂志和小册子的办公室里写他的报道。施瓦茨是在离莫斯科4600英里远的地方写关于苏联的文章的，而索尔兹伯里是在红场上写关于苏联的报道的，这当然导致索尔兹伯里看起来像是一个红色宣传家，并最终导致《纽约时报》的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场小小的私人冷战。

索尔兹伯里听说哈里·施瓦茨加入了针对苏联的《新共和》论坛，并且向人暗示索尔兹伯里正在被苏联人“同化”或者“极力与他们修好”后，不由得怒火万丈。纽约调查了这一指控。在检查了施瓦茨评论的抄本后，编辑们找不到这样的说法，于是就劝索尔兹伯里不要介意这些传闻，而要继续在明显不利的条件下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索尔兹伯里与施瓦茨之间的关系依然很冷淡，因为索尔兹伯里的许多电讯稿在纽约都被搁置起来，为的是照顾施瓦兹写的不受审查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施瓦茨在分析了最近的共产党报刊并征求了他在华盛顿或别的地方的苏联信息源的意见之后炮制出来的。（多年后，索尔兹伯里回到了纽约。他在《纽约时报》上评论了哈里·施瓦茨的一本书，这使得施瓦茨大为不悦。）

到1954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莫斯科待了五年多了，克利夫顿·丹尼尔自愿来替换他。索尔兹伯里回到纽约家中。他已经45岁了，和妻子分居多年后离了婚。他希望能够在纽约市过一种平静而多产的生活。对于《纽约时报》的一个驻外记者来说，不管他在海外的生活多么艰苦，回到总部后未必能很快适应新的环境。这种艰苦的生活也有一些好处：一是一个人在千里之外，周围没有那么多的编辑，没有那么多办公室里的琐碎小事。尽管这个驻外记者偶尔在凌晨4点被来自纽约焦急的编辑的电话从睡梦中叫醒，要求他在一篇报道中插入一段话，以便呼应另一家报纸已经发表的消息，但他还是可以享受高度的自由，随心所欲的写稿和走动。而当他1954年回到总部后，所有这一切就结束了。他先被安排在成排的办公桌中的一张桌子上，他不再像他在海外那样或许有秘书，现在外出时也没有司机接送而要自己搭乘地铁。他的周围是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已经去过世界各地但将不会再出去的疲惫不堪的老记者。他们去过国外的唯一迹象是他们穿的衣服，有些已经磨破了，但显然可以看出是外国裁缝制作的。这些老记者有时也继续留长发，保持着他们最后离开的欧洲城市的风格，但他们再也不会为《纽约时报》写许多头版报道了。这些任务给了那些争夺海外重大采访工作的、跃跃欲试的年轻人。

索尔兹伯里回到总部时45岁，人们认为他既不老也不年轻。他的名气很大，因此不能被安排在房间的中间或后面，坐在那些酒囊饭袋式的人或更老的人中间的，于是他被安排到了第一排的过道边，挨着第一线高级记者彼得·基思和拉塞尔·波特，以及后来的霍默·比加特，但索尔兹伯里的活动处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他为国际组承担最后的任务，是在他回到纽约不久写的一系列关系苏联的文章（这为他赢得了1955年的普利策奖），使得他一下子成了著名的记者。他的照片刊登在《纽约时报》的促销广告上，发行量激增，全城的人都在谈论他。然而，纽约组的一些编辑怀疑他的才能，毕竟索尔兹伯里从没有为他们工作过，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一种在今天的《纽约时报》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当时却相当普遍的做法：整他一下，把他打倒在地。他们给起初作为纽约组一员的索尔兹伯里安排的第一项任务是关于垃圾的报道。索尔兹伯里发现，这是一项重复性的任务，几乎每一次伊菲吉妮·苏兹贝格从欧洲回来都会恢复这一任务。在欧洲旅行期间，她通常都会发现，伦敦、巴黎或者她到过的其他什么地方的街道看起来都比纽约的街道干净。她措辞委婉、描述细腻的备忘录包含有她的所见所闻，会从主编办公室传给主编助理，然后传给纽约城市版主任，最后传给一位助理编辑，由这位助理编辑在编辑部里落实给一个记者。没有哪位编辑讨厌这个杂事：苏兹贝格家族毕竟是这家报纸的老板，而且比其他报纸的老板更少进行干预；苏兹贝格的品位只是在微不足道的方面体现出来，如《纽约时报》的广播电台WQRX不太经常播放莫扎特的音乐，因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不喜欢莫扎特——当然还有苏兹贝格夫人对诸如公园和保持纽约清洁之类的事情的兴趣。报道这一内容的记者通常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处理妥了：马上给纽约市环境卫生局打个电话，该部门的长官要么会感到惊奇予以否认，要么他会突然宣布在纽约开展一次反对倾倒垃圾的活动。这种报道可以写成6段，并刊登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41版的最下边。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直到苏兹贝格夫人下一次出去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