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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索尔兹伯里1954年接手这项任务时，他起初不知道如何做。但他怀疑这是冷落他的一个微妙的小把戏，他迅速做出了反应：他要把这篇报道变成《纽约时报》历史上最重要的关于垃圾的文章。他的确做到了。

他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挖掘关于垃圾的事实材料，发现某些天纽约共集中了16402吨垃圾，收集垃圾的工作是由9675名城市清洁工做的，纽约每个人平均扔大约4.5磅垃圾，每个环卫工人大约收集1.33吨垃圾，一个垃圾清理工要为835个纽约居民清理垃圾。索尔兹伯里就这一主题写了上万字，使之成了一个分为三部分的系列文章，刊登在头版上。这篇文章是这样开始的：

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像纽约这样每年拿出1000万美元来保持城市清洁。除了亚洲的一些城市可能是例外，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城市在乱倒垃圾、秽物方面比纽约更出名了。原因何在？

1955年克利夫顿·丹尼尔从莫斯科回到了新闻编辑部，并开始了他作为管理者的逐步晋升之路。索尔兹伯里的记者生活也更为顺利了，1962年他当了编辑。这段时期，伴随一段求爱的过程，索尔兹伯里的个人生活也开始改善，1964年4月他结了第二次婚。他的新妻子是一个可爱的、离过婚的女人，在波士顿长大，曾在鲍尔斯公司当模特儿。他是通过康涅狄格州的朋友认识她的。1966年夏天她陪伴他到亚洲旅行，当时他希望能够去北京或河内。索尔兹伯里和他的妻子夏洛特事先在华盛顿办好了他们去中国、北越或北朝鲜的护照，但索尔兹伯里夫妇最终没能访问上述任何地方。1966年8月，索尔兹伯里想到希望渺茫，就回到了纽约，但他继续给河内写信，向北越当局表达他想到北越进行报道的持久兴趣。11月，索尔兹伯里给河内发电报提议，如果在圣诞节时期停火的话，这也许是他的北越之行的合适机会，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纽约时报》的社论版多年来一直批评越南战争，《纽约时报》在现场的记者发回来的报道一再令约翰逊总统和肯尼迪总统大为光火或窘迫不已。肯尼迪总统一次甚至向庞奇·苏兹贝格建议，报社应该换掉它在越南的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纽约时报》拒绝了。哈伯斯塔姆的报道1964年获得了普利策奖。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时报大楼里在对越南问题的看法上没有分歧。事实上有各种各样的鹰派和鸽派——新闻编辑部、广告部、广告接受适当性检查部里都有鹰派。后者的鹰派出于“法律的理由”拒绝接受一群艺术家、作家和编辑们的抗议广告，其中包括《纽约时报》星期天版的一个编辑杰拉尔德·沃克。沃克曾组织抗议活动，主张不上缴一部分联邦所得税。鸽派则在年轻的记者、文字编辑特别是送稿生和校园通讯员中间占优势。一个年轻人，想利用牛栏在和平运动中的影响，用洗不掉的红墨水在牛栏编辑每天晚上到排字间排头版都要乘坐的专用电梯的墙上胡乱涂上：“伯恩斯坦先生，请阻止这场战争吧！”

庞奇·苏兹贝格，一个曾驻朝鲜的海军陆战队老兵，支持《纽约时报》编辑部反对越南战争的政策，但这一政策更多地反映了苏兹贝格的表兄约翰·奥凯斯强硬的鸽派态度。报社里对奥凯斯的观点最感到害怕的编辑是高个、瘦削、头发花白的汉森·W.鲍德温，他是报社自1937年以来的军事专家。1960年对于U-2型侦察机被苏联人击落，飞行员加里·鲍尔斯没有自杀而被俘虏一事，鲍德温几乎不加掩饰地表达了他的不悦。（“为什么这个飞行员会活下来呢？这是一个只有鲍尔斯先生能回答的问题，”鲍德温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他也许要用他此后的一生来为这个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排在奥凯斯或鲍德温身后的，或者站在这两个极端人物中间的是其他的编辑和社论作家。他们对越南问题的观点偶尔地发生波动，在有些日子里比其他时候更具感情，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纽约时报》在越南问题上的态度从来不能完全地被预测。1966年11月甚至有这样一个例子，关于越南问题的一篇社论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变了调子。第一个版本，作为打头阵的社论，评论了发生在越南的一场只持续了几个小时的荒谬的圣诞节停战，它的开头是这样的：

在12月24日凌晨6点之前尽情地残杀，12月26日凌晨再次开始残杀。在12月31日凌晨6点之前拿出你最凶残的面目，到了1967年1月1日，再次拿出你凶残的面目，这时你又可以投弹，放火，摧毁庄稼、房屋和人们的作品，直到1967年12月24日，这一切才可以再度停止。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