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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的一个夜里，庞奇·苏兹贝格正在他在第五大道的寓所里睡觉，一阵来自华盛顿的电话铃声把他唤醒。大约是晚上10点钟左右，他还没有熟睡。苏兹贝格听到迪安·腊斯克表示歉意地说：“我希望没有打扰你的晚餐。”

41岁的苏兹贝格，一时窘迫，不好意思承认他已经早早上床了，但他非常警惕，知道腊斯克肯定是打电话来谈索尔兹伯里的。

“他按什么指示行动？”腊斯克问苏兹贝格。

“没有任何指示。”苏兹贝格说。

“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我不得不更正一下，先生。他得到的指示是他可以尽可能地待下去，只要他不提出想当《纽约时报》驻河内的常驻记者。”

“索尔兹伯里先生的采访没什么问题吗？”

“我希望如此。”苏兹贝格说。

腊斯克的声音并不严厉——没有苏兹贝格记得的和约翰·肯尼迪谈话时那种紧张气氛，当时总统希望《纽约时报》能替换掉在越南的哈伯斯塔姆。腊斯克挂断电话后，苏兹贝格给克利夫顿·丹尼尔打电话，让他给这位国务卿回电话，看看腊斯克有没有想让索尔兹伯里去问北越人的问题。丹尼尔问了，但腊斯克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然而，其他人却有问题，其中许多都是重复了过去人们对作为报人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批评——他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他被共产党人同化了，他没有妥当地来考察他在北越的消息来源。《华盛顿邮报》指责，索尔兹伯里使用的南定空袭中的伤亡数字与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上提供的数字一模一样。对此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声明中回答说：“显而易见，在索尔兹伯里先生的第一份电讯中，以及在此后的电讯中，伤亡数字均来自于北越官方。他在河内怎么可能从别的地方得到这些数字呢？”

在《纽约时报》内部，也有对索尔兹伯里报道的批评，尤其是来自汉森·鲍德温的批评，他从楼上大声地发表关于索尔兹伯里的令人不愉快的评价。《纽约时报》的其他人内心深处认为在索尔兹伯里的早期电讯中缺乏对他消息来源的准确鉴别，没必要地把《纽约时报》拖进了又一场争议之中。还有一些人，新闻编辑部里的小集团之战的党派，找到了攻击索尔兹伯里的新的借口，用《纽约时报》的一个人的话说：“如果河内扣住了索尔兹伯里，我们就停止轰炸。”

但是沃尔特·李普曼写道：

我们所被告知的索尔兹伯里的过错，在于报道河内战争的过程中，他使自己成为敌方政治宣传的工具。我们必须记住：所有敌方前线战时发布的信息都是政治宣传，而在我们的前线发布的信息是真实和正义的，是为了人道主义和和平所做的努力。在我们力量达到顶峰时，向如此具有自我欺骗性质的骗局屈服是必要的吗？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于1967年1月回到了美国，虽感疲惫但精神振奋。他躲避开旧金山机场上成群结队的摄影师和记者，从另一条路登上了回纽约的飞机。当天上午他乘坐的出租车就停靠在时报大楼外面了。他下了车，走过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大厅，走向开着门的电梯。他在电梯里见到的《纽约时报》的第一个人就是汉森·鲍德温。索尔兹伯里笑逐颜开地向鲍德温打招呼，鲍德温只是僵硬地点点头。

到了三层，索尔兹伯里走出电梯，进入新闻编辑部。即便是坐着三匹白马拉的车来，他的到来也不会比这更惹人注目了——报社的编辑们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纷纷走向前和他握手。他的报道已经在全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对他的报道的批评，这些批评与他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现在都被《纽约时报》抛到脑后了。尽管还需要历史学家来评价索尔兹伯里的报道对1967年美国反战和平运动的影响，然而人们对约翰逊政府的幻想日渐破灭，公众普遍对管理政府的人不信任和不抱幻想。《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认为，索尔兹伯里的报道应该得一枚普利策奖，因此他得到了提名。

然而，他没有得到1967年普利策的国际报道奖。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向普利策奖顾问委员会推荐他后，后者以6票反对、5票赞成否决了这个推荐意见，这个决定在全国多家编辑部遭到了广泛抗议，但于事无补。正如蒙大拿的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后来所承认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报道挑起了“家族血仇”式的争斗，或者如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一位前任主席所说，索尔兹伯里未能获得普利策奖的原因在于，他使“美国政府内外的鹰派丢了脸”，普利策奖顾问委员会的鹰派委员更为难堪。但在这个令人失望的公告做出后，索尔兹伯里亲口说，他根本不在意顾问委员会的否决票，能得到《纽约时报》编辑同事的信任票，他感到更为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