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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庞奇·苏兹贝格那天晚上在家里收到《纽约时报》的先行版，并读了赫伯特·L.马修斯写的社论之后，他打了奥凯斯的宅电，说他觉得这篇社论应该砍掉。苏兹贝格觉得这篇社论情感过于强烈。那天是星期六，奥凯斯休假，他的职位由他的秘书，前劳工专家A.H.拉斯金暂时负责，拉斯金读了这篇社论，同样觉得它过于情绪化，但是觉得直接砍掉这样做过于明显。奥凯斯说服苏兹贝格这篇社论只是应该将语气变得柔和，同时当天晚上奥凯斯及时自己编辑了第二个版本，删除了赫伯特·L.马修斯开篇的那段，使其以第二段开篇：

不管怎么说，让和平在圣诞节和信念统领越南几个小时，或几天。虽然时间不长，但还是比无间隔的战争好上很多。

较为情绪化的第一版招来了全国各地的读者大量的称赞信，而对第二版的读者来信却不多。但在报社之外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变化，思想的融合、深层的考虑、处理棘手的难题通常只停留在时报大楼围墙内——通常，但并不总是这样。因为在社论发表后的一个月里，时报大楼里还将编辑一篇非常大的有争议的报道，不仅在《纽约时报》的编辑中，而且也在全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冲突和重新评价。

1966年12月14日在华盛顿开始出现了某种异乎寻常的事情的迹象。在河内的电台连续两天谴责美国飞机轰炸北越首都的居民区后，美国第一次承认它袭击了河内的军事目标。华盛顿的记者怀疑这些袭击是否也造成了平民的伤亡。

第二天早晨，一份来自河内的给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电报到了时报大楼。新任命的国际新闻主任西摩·托平先接到它，读了之后，来到索尔兹伯里的桌前问道：“这上面说的是不是就是我理解的意思？”

索尔兹伯里研究了电报，“是的，”他最终说。这份电报的语言不够清晰。“我想它是这个意思。”

“这下你能去北越了。”托平说。

索尔兹伯里去北越的签证已经在巴黎给他办好了。为了确定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索尔兹伯里回了一封电报，请那个北越人证实一下这个消息。第二天就收到了证实电报。他准备先飞到巴黎取他的签证，然后乘国际监督委员会的飞机进入河内。

索尔兹伯里的长子，在索尔兹伯里1942年动身去伦敦时才3岁，现在准备12月底在纽约举行婚礼。索尔兹伯里给他的儿子打电话，说他不能出席他的婚礼了，他马上要出国。但他没有说到哪里或为什么，他的儿子也没有问。

索尔兹伯里的出行是要严守的秘密。当然，丹尼尔、托平和卡特利奇知道这件事，但他们没有和任何人谈过，包括约翰·奥凯斯。奥凯斯后来为他们对他保密而非常生气。新闻编辑部里的记者和编辑很快意识到索尔兹伯里从办公室消失了，但他们想象他可能是到外地做巡回演讲了——也许是到西伯利亚，因为他们把索尔兹伯里当成《纽约时报》管理队伍中注定要被派到某个流放地的人。大约几天里，传闻四起，说不久就要宣布罗森塔尔提拔为主编助理，索尔兹伯里离开新闻编辑部。

12月的最后一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发自北越的报道开始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就像炸弹一样扔在了华盛顿。在考察了河内的损失并和人们进行了谈话之后，索尔兹伯里写了他的第一篇报道，其中写道：

与美国公报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现场调查表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美军的轰炸在河内及周边地区造成平民相当大的伤亡……我可以很公平地说，河内居民眼中看到的事实，在美国公报里一点也看不到……

两天后，在描述对北越南定市的毁灭性破坏时，索尔兹伯里写道：

不管做什么解释，人们看到的是，美国飞机把数不清重量的炸弹扔在了纯粹是平民的目标上。不管南定也许或者可能发生过什么，终归是平民在领受这种惩罚。

在华盛顿，美国官方第一次向新闻界承认，美军飞行员在试图轰炸军事目标时，也偶尔击中了北越的居民区。一种无声的怨气甚至是公开的敌意，开始在一些政府官员和《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人员中间蔓延开来。

“《纽约时报》驻河内的人来了。”一位官员对威克分社的两个《纽约时报》记者说，其中一个记者对索尔兹伯里并不比政府发言人喜欢得更多。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电视露面时，在演说完后对华盛顿分社的另一个记者发起了攻击。腊斯克喝了三杯苏格兰威士忌，严厉地瞪着《纽约时报》这位记者的眼睛，问道：“你为什么不告诉你们的编辑，让索尔兹伯里到南越去采访那里的北越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