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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稍晚些时候，加斯特开始清理他的办公桌。这间房在卡特利奇的内套房里，所以没人注意到。他先把一大沓文件和信件塞进牛皮纸夹里，然后写了一份临别留言，分别给新闻服务部的秘书和报社送稿生的领班——1917年就来报社的现已白发苍苍的斯蒂芬·莫兰。加斯特把这些条子放到外面的一个筐子里后，穿上他的灰呢外套，腋下夹着牛皮纸夹，乘电梯下了楼。经过门房时，他冲着那几个在周末总是很显眼的门卫点点头。然后他最后一次推开了时报大楼的旋转门。出来后，加斯特毫无憾意，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在随后一周里，其他管理者意识到加斯特已经一去不返了，于是卡特利奇、伯恩斯坦、索尔兹伯里，还有其他人便纷纷给他寄去便笺和书信，但加斯特概不回复。庞奇·苏兹贝格办公室打电话邀请他出席一个管理者午餐会，但加斯特猜想那是一个要装出笑容的告别仪式，为的是拍张照片登在《时报闲谈》上，于是就以另有要事为由拒绝了邀请。

当然，庞奇·苏兹贝格肯定意识到了在赶走祖父雇来的人时自己所处的尴尬处境，他也认识到职员的士气低落了。扬克洛维奇公司的报告完成以后，提出的报告结果都是苏兹贝格以前察觉到的，看完报告后，他解释说：“它只是揭我们的疮疤而已。”他还说已开始实施几项计划，希望以此改善人事关系，而且借助于现代技术，或许可以恢复以往的某种精神。

1967年初冬，《纽约时报》的每一位员工都收到一个设计精美的蓝色卡纸袋，里面装有业主的一封信，一份详细列举员工福利和健康计划、设备和服务的小册子，另外还有一份由记者迈耶·伯格写的《纽约时报》简明历史。1959年这位记者去世时，曾激起了也许是整个大楼最后的充满感情和共识的悼念高潮。

伯格在世时，报社的每个人——印刷工、办事员、电话接线员、食堂里的厨师——都认识他，尊敬他。当他60岁突发心脏病去世后，似乎标志着《纽约时报》某种特殊的东西的终结，从而引起了职员的怀旧反应。一位资深记者受命撰写伯格的讣告，却发现它太难写了。很多员工，包括文字编辑，因为牛栏不把这个讣告登在头版而咒骂它。一位女士在一个水杯里插上了一束玫瑰花，把它放在伯格在前排的桌子上，直到鲜花枯萎后都没人拿走它。没有人想把伯格的名字从办公室信箱上抹掉，印刷工保留着伯格的署名铅字，以便备用。

现在到了1967年，伯格的署名又出现在这个纸袋里了，印在他1951年写的浓缩体现《纽约时报》历史的一份20页的副刊的封面上：他描述了《纽约时报》在亨利·J.雷蒙德领导下有了良好的开端，具体包括：它对美国内战和特威德集团的报道，它的破产和最终在奥克斯领导下死而复生，它对日俄海战、皮尔里和阿蒙森的探险以及泰坦尼克号海难和林白壮举的独家报道，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太空时代日益扩大的影响。庞奇·苏兹贝格的附信解释说，发放资料袋的首要目的是教育新员工，但他感到老一辈《纽约时报》人或许也觉得它有意义，这也是使《纽约时报》人真正融入《纽约时报》的一个方法。苏兹贝格还解释说：“事实上，我们过去对此是多少有点漫不经心了。”

在另外一项让员工了解过去的活动中，报社鼓励在《纽约时报》上不定期地刊登已退休《纽约时报》人的文章。不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的名字便重新出现在一篇关于自然的文章上，体育版上还有一篇由退役的职业赛车专家弗兰克·M.布伦克写的文章，还有阿瑟·克罗克写的一篇政论文。克罗克退休后仍在华盛顿分社有一张办公桌。他的继子，《纽约时报》驻伦敦的一个风度翩翩的记者W.格兰杰·布莱尔，被调到纽约担任社里的公关顾问，也充当和员工的联系人。而且苏兹贝格也试图通过给职员加薪，给编辑和管理者以股权和其他福利，更慷慨地共享财富，来提高员工的士气。从1964年到1966年，纽约时报公司的分红使卡特利奇和赖斯顿、伊凡·维特和门罗·格林这样的管理者成了相当富裕的人；一大批级别较低的编辑和管理者每年可得到4.5万至6.5万美元；评论家每年收入2万至3万美元；记者中最高的每周可挣到350至500美元。关键性的编辑和管理者还有机会得到一种新的地位的象征，这种象征满足了苏兹贝格对新发明的想象力：他买了一架小喷气式飞机，在周末他们可以乘坐它去佛罗里达，或去全国各地进行各种公事访问。这架飞机的机号是N1851T（1851是《纽约时报》创办的年份），用黑色涂在飞机的方向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