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家天下的“关门游戏”（第3/7页）

可以说与中山刘氏的联姻，使谢氏家族直接进入高级士族的圈子，对于谢家来说，至少提前奋斗了二十年。

到了谢安这一辈，谢家有两人娶了太原王氏，一人娶了陈郡袁氏，一人娶了高平郗氏，此外家族中还有人与河南褚氏、沛郡刘氏、琅琊诸葛氏、泰山羊氏、长乐冯氏等大族分别联姻。再下一代，婚姻可考者共有十四例，其中琅琊王氏七例，太原王氏2例，同郡袁氏、颍川殷氏和高平郗氏各一例，颖川庾氏2例，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高门大族。随着谢氏与各大族间婚姻网络越织越密，越织越庞大，其世族婚姻的基础也变得越发牢固。

在东晋前期，控制中央权力的是琅琊王氏，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也就是说，琅琊王氏和司马皇室共同治理天下，琅琊王氏是门阀中的一哥。当时与琅琊王氏抗衡的只有盘踞在建康上游的荆、江二州的颍川庾氏，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门阀中的二哥。

既然一哥、二哥的位置都让人占据了，谢家要想在夹缝中站立起来，只有一条路可供选择，那就是与王、庾二大家族都结为姻亲。在这种情况下，谢道韫成了琅琊王氏的媳妇，谢尚女儿就成了颍川庾氏的儿媳妇。谢家也由此成为联结一对冤家对头的权力纽带。朝廷需要的是权力结构的稳定性，作为皇帝就通过起用谢氏来平衡王、庾两大家族的权力争端。所以谢尚在这种背景下，趁机得到了豫州。谢尚本人娶的是同郡袁耽的妹妹，而袁耽又是王导的心腹，受到王导的特别信赖。王导作为东晋的开国丞相，历事三朝，其地位非一般人可比。通过无处不在的婚姻关系，谢家在权力结构中与这些顶尖大佬的相处也还算合作愉快。

东晋穆帝以后，当时帝国分成了两大派。一派以权力中枢司马昱、殷浩为首，另一派以桓温为首。两派势力形成政治对峙。而在这样的权力对峙中，谢家又是处于何种地位？

谢家跟殷浩有亲戚关系，谢尚的二女儿谢僧要嫁给了陈郡的殷康，而殷浩是殷康的堂弟。殷浩娶的是陈郡袁耽的妹妹，而袁耽还有一个妹妹却是谢尚的妻子。这样推算下来，谢尚与殷浩便有了双重的姻亲关系。

司马昱、殷浩的中枢执政集团，基本上是一个名士清谈集团，表面上看是大权在握，实际上缺乏斗争经验。丞相桓温为了对付这帮人，就找了个北伐的借口，以此胁迫司马昱让出权力。

朝廷没有办法，只好让殷浩亲自率军北伐。结果这次北伐由殷浩失利被罢黜而宣告结束。

殷浩原先在权力结构中分得的权力蛋糕也由谢尚等人瓜分。其中除谢尚分得大部分权力外，太原王氏的王述也接替殷浩的扬州刺史一职。王述家族与谢氏有着两代相继的姻亲关系。这层层叠叠的姻亲关系，就像蜘蛛网密布在权力的屋檐下。随着殷浩的出局，迎来了谢家与王家联手对抗桓温的时代。后来王述的儿子王坦之又成为谢安对抗桓温的盟友。由于婚姻伦常中的特殊关系，为谢安、王坦之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抗桓温的过程，就是谢安一步一步巩固家族权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王坦之以外，最重要的盟友还包括琅琊王氏的王彪之。后来司马昱死后，王彪之更是与谢安一起并肩抗桓，替司马氏保住了江山。

一个时代的权力系统扯出来的裙带关系越多，权力的私有化成分就会越重。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就是要把官家的权力机构变成家族部门，把正式权力资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这也是为什么在封建官家制度中，官与民在对权力的认识上会产生激烈冲突的根本原因。

家族硬权力往往带来的是权力资源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又将孕育出主宰官家权力的富豪权贵阶层。当士族权贵们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暴力、财富、势力等完成权力资源的世袭制传递，也就意味着，作为终极资源和最高资源的官家权力，也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重新分配。

隋唐帝国曾经为了遏制家族硬权力带来的权力私有化的恶性蔓延，在用人制度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并推出了科举制度。希望一个帝国能够以绝对皇权的权威来限制家族硬权力的恶性蔓延。但是当官僚集团呈现出强势的姿态，皇权被削弱的时候，这种家族硬权力就会变成群雄逐鹿的资本。

分析谢氏的裙带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特点：一是跟同乡通婚，比如跟陈郡袁氏；二是重视通婚家族的身份地位；此外还特别重视“亲上加亲”。在谢玄这一辈人的十四个婚例中，没有一人与士族之外的人通婚，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联姻王、袁两大家族，还有的主要是跟殷、庾、郗等著名士族联姻。当然，由于过分注重门第，就不可避免地把固定的几个家族当成经常通婚的对象，婚姻中错综复杂的重叠关系和近亲结婚（中表婚、异辈婚）大量存在。为了权力的递延，家族通婚怎一个乱字了得。比如谢尚娶同郡袁耽妹妹，但他女儿又嫁同郡殷浩堂弟殷歆，而殷浩又是袁耽妹夫，殷浩跟谢尚是连襟，同时殷浩又是谢尚的亲家；谢玄女儿嫁袁质儿子袁湛，袁湛妹嫁谢玄侄子谢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