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有毒的“清流”（第4/5页）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清流派并不是一个党派。谁是清流党，谁不是清流党，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他们是由一种不定型的半私人关系维系着的官僚群体，既无组织，又无纲领，呈松散状态。

光绪年间，曾经做过户部司官的李慈铭在他所写的日记里对其在京工作和生活进行了记录和分析。在这部日记里，其中写到了清官李用清的事迹。

光绪十三年（1887年）李慈铭在官场上的年总收入为两千零六十一两银子，其他年份也基本上保持在两千两左右。年总收入=官俸+灰色收入。在这里，李慈铭的年总收入超过了他本人官俸的十五倍还要多。参照当时的物价，相当于今天的二十多万元人民币。一百多年前，一个国家公务员能够有二十万元的年收入，早就过上了富足的小康生活。李慈铭在日记里一边炫耀着自己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在大肆哭穷：物价飞涨，商贩黑心，孩子的奶粉钱不够花。

李慈铭笔锋随之一转，提到了一个叫李用清的官场同僚。李慈铭在文字中尽显挖苦之能事，将自己的这位同僚李用清狠狠地丑化了一通。李慈铭是浙江绍兴人，绍兴乃是文风鼎盛、经济繁荣的地区。而李用清是山西平定州人，身上有着山西人固有的勤俭朴素本色。李慈铭在自己的日记里拿李用清开涮，带有明显的“地域歧视”。文字如下：“李用清，山西平定州人，乙丑翰林，文字拙陋，一无才能，惟耐苦，恶衣食，捷足善走，盖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受也。”这句话摆明了就是嘲讽李用清，一个乡下人，哪里见过什么大世面、享受过人间有如此醇美的生活。

在这场晚清官员的“日记门”里，官员出身论跃然纸上。其实李用清和李慈铭私下并没有什么过节，为什么他要对李用清如此讥讽呢？原来另有隐情，那就是李用清有事没事喜欢学习海瑞，装扮清廉。李用清向自己的偶像海瑞致敬的方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他在官场有个绰号叫“天下俭”，顾名思义，就是天下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廉洁的官员了。

李用清在任云南巡抚的时候，他在堂上处理公务，他的夫人就坐在旁边的小屋里做针线活贴补家用。就连夫人生孩子，他连接生婆都舍不得请，结果夫人刚生下儿子就死了。家里的仆人可怜夫人，就自己掏腰包为女主人买了口棺材，李用清却反过来责备仆人过于破费，硬是逼着仆人换了口更薄的。时间不长，孩子也夭折了。仆人又为孩子买了一口小棺材。李用清同样责备道：“小小的婴孩，用不上这个。”他打开亡妻的棺木，把孩子的尸体放了进去。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近乎苛刻的清官，还是因遭到同僚的集体攻击而被罢官。

过了几年，晚清官场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权力集团又想到了这位官场楷模，重新起用他。接到起用通知，李用清就往京城赶。从他的家乡山西到北京城七百多里的路程，李用清就靠一双脚底板走过来的，中途没雇一车一骑。这项纪录不光在官场中，估计连普通老百姓也难以做到。

李用清与京官李慈铭的仕途经历有所不同，李用清在地方为官多年，而且干的都是肥缺。他历任广东惠州知府、广东布政使、贵州布政使并署理贵州巡抚、陕西布政使。官员在这样的职位上，根本不用花心思去捞取好处，只要按照晚清官场的陋规，拿他应该拿的那部分，就可以富得流油。可事实却与想象差距太大，李用清不但没流油，个人有时候还要往外漏油。作为一名高级官员，他基本上做到了一分不取；而在为朝廷聚财方面，他却做得有声有色。在掌管贵州全省财政时，一年内藩库库银从六万两增加为十六万两。接手陕西藩司时，全省库银三十万两，一年后翻倍。

就是这样一位克己奉公的省部级高官，在官场上除了李慈铭对他极尽讥讽，其他级别差不多的官员，也都将其视为异类，甚至在私下里串联起来弹劾他。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样一位掌握正式权力的高官，表现得如此清廉俭朴，你让其他官员的脸往哪儿搁呀？岂不是反衬了其他官员的奢靡贪婪吗？所以同僚们要想方设法将他这只罕见的“白乌鸦”涂抹成“黑乌鸦”。本来以为奢靡贪婪才是罪孽，哪里晓得官员清廉不贪也是过错。那些“假道学”、“邀名”之类的大帽子还是狠狠地砸在了李用清的头上。有你李用清在，哥几个岂不要惭愧到死，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会那么大？

李用清在署理贵州巡抚时，曾经力主禁烟。他亲自带领幕友、兵士下乡铲除农田里的鸦片，这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由于他操之过急，激起了当地的民变。这下可让那些等着他犯错误的官员逮住了把柄。李慈铭也于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御史汪鉴列纠之，且言其清操不足取，犹之马不食脂，生性然也，都下以为笑柄。旋谕令开缺来京。”这个汪御史和李慈铭一样的调调，竟然说李用清清廉俭朴，就像马不吃肉只吃草那样，生性如此，与他个人的情操毫无关系。李用清这种一根筋的做法，连那些京官们都取笑他不懂得为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