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上）（第23/26页）

国军缺乏合作支援精神

开会时我对运输不太重视，因我知道我们空军的空运能力，一个建制师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运来运去，一些伤兵和新兵，当然不会成大问题，我最关心的是新兵和伤兵如滞留南京，这个繁荣安静的大后方，一定会发生一些想不到的骚扰，记忆所及，在任何战役中，伤兵给予后方的苦恼很严重。

因此：我严格的规定——军医署每天中午，要提出后方医院腾空的床位，根据这些床位的容量数目，通知运输署準备等量的机位、船位、车位，都需要在前一日的五时前报到待命，然后由军医署通知徐州空运伤兵，再通知明光，放行陆上集结的伤兵，由火车到浦口，另由特勤署派人在浦口招待所与大教场招待所负责。会同军医署和慰劳总会，当伤兵下机、下火车之后，即验伤票、沐浴（沐浴时收缴旧军服，目的在检查有无武器及其他危险品）换药，换新伤兵制服，然后开始用餐，慰劳表演，发犒赏及慰劳品，在伤兵们兴趣浓厚之时慰劳结束，随着欢笑上火车、上船，一分钟不许延迟，任何理由不许进入南京市，因此才能使有匪谍活动的南京危城始终无伤兵滋事。

空运开始的第一天就发生了滑稽事，军医署派来的负责人是段司长，这天我们派去徐州的飞机是三十架C-46，每架规定运回伤兵三十人，我与段司长同送飞机起飞，我随便问他：「车船準备好了吧」？他说：「昨晚都报到了，三百人乘船到南昌，六百人乘火车到杭州转金华。」我又问：「由机场到码头和车站的汽车準备了吧」？他有把握的说：「準备好啦，运输署派了三十辆道奇大卡车。」

我吃惊了，「那怎么行，三十辆不够啊」？

段司长说：「C-46可载五吨，大道奇卡车也是五吨啊，三十架飞机派三十辆卡车不正好吗？」

我只好详细给他解释：「运伤兵不是载货呀，C-46空间大，伤兵可在飞机上躺着，卡车上可以躺吗？况且用飞机空运回来都是重伤兵，很少能坐着或站着的呀⋯⋯」

争了半天，他又请来了军医署长陈立楷将军，他很同意我的说法，我们共同打电话运输署长赵桂森将军，他也明白了，「啊呀，这怎么办，车都派出去了。」

我祇好硬着头皮说：「让我想辨法吧」，我向装甲兵蒋纬国将军求救，他立刻派来二十部大卡车，仍不够，再向江南汽车公司徵调了十部大型公共汽车，才把问题解决了。

这些都是后方的小事，但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来当时国军中有些军官们的办事态度和方法，仍停留在八年抗战时半原始的方法中，徐蚌会战国军的装备已现代化了，而这些现代化变成了国军的负担。

共匪仍走他们的老路战法，相形之下，我们就一败再败了，人谋不臧，并非共匪有何特长。

我国有句极为要不得的俗语：「祇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国军对共匪作战就少了合作支援的精神，尤其有些话谁也不肯公閞的讲，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认真的检讨过去，研究现在，才能创造美丽的未来。

就在空运伤兵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到了明故宫机场（为了方便不妨碍作战飞机，改在明故宫机场），恰巧遇见了中央日报记者，他很会讲话，首先捧我在抗战时期所写的空战文章，然后诱我谈论战局与空运伤兵以及劳军活动，我当时也是一时冲动，幸对战局不甚了解，避而不谈，对慰劳总会的活动却作了无情的批评。

想不到第二天他在中央日报写了三千字一大篇，被黄仁霖副总司令看见了，责我不该随便发言，恰巧政工局长邓文仪将军电话找我，电话找到黄副总司令办公室，他脸色有些变了：「看吧，你闯祸啦！」

我坦然的说：「我自认于心无愧，顶多不干。」接了电话，邓局长很客气，邀我到他家吃晚饭，我硬着头皮答应了，硬着头皮晚间去赴邀，黄副总司令很不放心，叫我「不要再乱讲啦」！

到了邓公馆之后，邓局长亲自出迎，亲切握手，我安了心，进屋后又介绍一位长者，老人家是慰劳总会会长居正院长，这回我发窘了，但青年人嘴硬，又不肯为新闻道歉，还是居院长先开口：「我看见中央日报了，你批评的非常正确，我已先和邓局长研究过了，今后如何劳军，如何活动，慰劳总会听你的吩咐⋯⋯」。

杜聿明携带难民行军贻误了战机

这又是一付重担子丢到我肩上，比骂我还沉重，可是年轻人的可贵处就是有勇气，我立刻答应了。

于是居院长、邓局长都很高兴，这顿晚饭也就吃得很有意义。回去报告了黄副总司令，他也是大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