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下）（第7/27页）

从共军的布置看，兰州已不可能坚守。因马家骑兵，长于冲击，若要坚守城池，需要炮兵、弹药、粮食和重武器。其时甘肃省适又换了马鸿逵当省主席，马氏并未履任，仅由秘书长丁某苦撑场面，共军向甘境挺进，正利用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机会。

共军以八倍伤亡攻佔兰州

马步芳虽声称「确保兰州」，但兰州的守军，却只有马继援的八十二军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队，併起来不过六七万人。而攻方却有二十万人，血战一週，双方均有损失，马家军于八月廿五日即撤出兰州。官方公布：共军伤亡约四万余，守军仅伤亡五千余，双方死伤比例为八对一。此一数字，虽非绝对正确，然共军伤亡，必然多过守军数倍，则为一不争之事实。因共军人数众多，所带粮食甚少，后方补给赶不上前线。共军以甘肃之回教人民素来反共，也不想以徵发粮食去引起他们的反感。在大雨中且曾断粮两日，相持日久，对本身不利，故只能不惜牺牲，向兰州急攻。守军凭藉工事，以逸待劳，伤亡当然较攻方为少。不过以兵力悬殊，国军飞机的助战，以基地距离过远，又未臻理想，所以打了一星期，国军便只有向黄河北岸撤离了。

国军撤出兰州后，彭德怀部第三军即跟蹤前进，在河口、红古城（一名红城子）相持了一个短期，彭部第四、六两军，也接着过了黄河，双方在民和以东、以北、以西各地区，又打了几仗，马家军已失战意，节节后退。而马步芳的老巢青海省会所在地的西宁，距民和仅约七十公里，在兵败如山倒之情况下，西宁城已呈朝不保夕之势，马氏父子鑒于兰州之失，竟忍痛放弃了固守西宁老家的计划，所以在八月卅日，即有西宁易手的消息；九月五日又有西宁情况不明的新闻。实际上西宁既无国军驻守，对外电讯联络已告中断，共军随时随地皆可大踏步地进城，不会遇到抵抗的。

马步芳父子在匆卒间将部队作了一个打游击战的部署以后，便携同家眷南飞，并转台湾，表示反共到底的决心。共军「先马后胡」的策略，亦告实现了。

西北的马家军，和胡宗南部原是唇齿相依的。至此青海和宁夏的马家军实力已去掉一半有多，仅留下马鸿逵的宁夏兵团在西北支撑残局，而马鸿逵本人却又卜居于广州爱群酒店十一楼，始终不肯回去。因之，政府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命胡宗南部自秦岭山脉出击，以直扑宝鸡为目标。是时胡宗南部当面共军仅有徐向前十八兵团第六十、六十一、六十二等三个军，驻宝鸡，天水之线；然徐部抵抗甚烈，致强弩之末的胡部亦极少进展。

胡宗南所部后来经汉中退入西川，马鸿逵的宁夏兵团亦不免被共军所击溃，盖亦大势所趋，此为后话。

十五万国军困坐厦门海滩束手就擒记

冰 壶

厦门是于民卅八年十月十七日易手的，这一役，也是福建省最后的一战。但是这次战役，到了最紧要关头时，竟传奇性的忽然没有了指挥官，致令十五万国军，犹如无头苍蝇，眼巴巴的困坐在厦门的一片大沙滩上，等待着共军来接收！由于海洋之隔，久战疲惫之师，人马战车困于一隅而不能行动，尚有可说，但十余架战斗机也安全的停在机场上，等待共军的来临，确实令人费解。这是国共五年内战期间，千百次大小战役中，最为少见而最具传奇性的一战。

血战三昼夜福州陷共

民卅八年的四月中，自长江天堑失守，共军的第三野战军陈毅、粟裕以及谭震林各部分兵进攻南京、上海和杭州。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部则直逼南昌。四月廿三日南京放弃，五月中上海亦告易手，西线上之共军四野林彪部于五月中攻佔了汉口，与二野会合进军南下。在这种情况下，东南半壁，已处处告急，接近台湾的福建省沿海，顿时形成了重兵屯集之地。当时江西临川一带有胡琏将军所部之十三兵团驻扎于黎川、建瓯、建阳、邵武、光泽以至福建延平；福州则有七兵团黄伯韬的旧部第廿五军陈士章部。沿海岸线南向，军队杂聚，兵种亦多，诸如：交通警察、伞兵、浙江师管区、江西省保安总队、青岛撤来的海军陆战队、徐州国防医学院、步兵学校、上海龙华撤来的联勤总部第八总医院等等，此外并有十几个兵站，驻在马尾的海军两栖部队，以及难以计数的各地方团队。⋯⋯以上这些能战斗与不能战斗的军事机关，此时都混聚在福建省境的莆田、古田、洛阳桥、南安、同安、惠安以迄漳州。其时国军的重点则在晋江以及漳州，至于作为主力的部队尚有第六十七师、一0八师、一四八师，第五军（非邱清泉原部之新五军）、第十八军之十一师的两个团、河南部队之刘汝明、刘茂恩等部以及曹福林部等。由各地撤退而来之较重要的机关，原本分驻于福州和厦门两地，但延至是年七月初，陆军第一编练司令部在厦门成立，福州的重要机关亦皆随之调迁厦门，因此，厦门的重要性顿形增高。中央当时对福建的作战计划是可进可退。基于闽省沿海距台湾仅一衣带水，如若反攻，有马尾、厦门、秀独、崇武等大小数港口，增援极易；如若撤退，则这些港口亦具有同样便利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