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第7/26页）

整军：此问题之政策与原则，均在弟未到中央以前所决定。弟到中央仅负执行之责。而当时实际负责执行者，尚在陆军总部。此事就政策言，绝对正确；就执行言，亦无多大错误。然今日反对整军者，亦即当时反对中央不整军之人。出尔反尔，所谓伪君子最难处，其指此辈之谓乎？弟尚记得，当时大家均认为整军绝对需要，但绝对困难，而不整军，则绝对危险。一直至敌人打到贵阳，大家才下决心，与其坐而待亡，何如克服整军之困难？但当时又谁肯任此劳怨？再检讨整军，究竟裁了多少兵？实际上只是裁併机关与空头单位而已。换一句话讲，如不裁併机关与空头单位，如何充实国军？同时国家财政，如此困难，人民生活，如此痛苦，能否负担七百二十万人的虚额粮饷？

修路者的血汗与泪

——马歇尔来华调处期间中共破坏铁路交通见闻

凌鸿勋^[1]

在日本侵华的期间，日方的政治和军事重心在华北，而抗战后期傀儡组织则在南京。后来侵华的军事指挥总部也在南京。在北平与南京两个重心之间，原有一条津浦铁路大干线，又北平与长江重镇武汉之间又有一条平汉铁路大干线。抗战末期日本的力量已是强弩之末，这两条铁路交通已不甚灵活，平汉铁路曾遭受破坏，元氏至临洺关之间一百十多公里一段已遭拆毁。津浦铁路也没有经常的维护保养，但仍照常通车。到了日本降，中国陆军总司令在南京受降之后，最急切的问题莫过于使国军迅速开赴华北与东北受降和接防。特别是东北方面，自九一八以来即给敌伪盘踞十几年，日本投降后又给苏俄捷足先登，派兵入踞，我国急待派军至东北，以免夜长梦多。因此恢复津浦和平汉两条铁路干线的交通的确是当时最为迫切之事。

日本係三十四年八月十日表示接受波茨坦宣言请降。当时交通部深知交通问题必定是一件受降后的主要课题，即于八月二十日派由技监韦以黻率领的一队人员随同中国陆军何总司令应钦飞赴芷江，转往南京。又于廿六日续备民航机三架，载运接收人员数十人，及法币八吨（价值数目若干不记忆），飞芷江转南京。何总司令是九月九日在南京受降。经过八年之艰苦抗战，受降后的善后问题真是千头万绪。关于铁路交通问题，那时知道平汉铁路中间一段断了许久，不是短时间所能修复。至另外一条更关重要的津浦铁路虽然失于维护，而且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即已停止行车，但在物质上却较易于修复。因此交通部的俞部长（飞鹏）决定由他和我（时作者任交通部次长）分头出发。他亲自出马去督促平汉铁路的修复，而把那时所认为较容易的恢复津浦铁路工作交给我去督促。

共军开始破坏铁路

三十四年的十月十日，正当首都庆祝胜利后第一次的国庆，我就从重庆带了些人员和準备为修路用的一亿元钞票飞到南京。当日谒见何总司令。那知早已潜伏在苏北的中共新四军，正于十月八日起发动对津浦铁路南段施以破坏。起先破坏是在离浦口不远的沙河集，张八岭一带，其后渐到了蚌埠的南北各段，徐州且被共军围困。我方出动修路的员工日间把路修好，但共匪则于天黑后出来破坏。其始是拆钢轨，烧枕木，掘路基，偶尔炸坏几孔小桥，后来则破坏的规模愈来愈兇，较大的铁桥也被炸毁。我方修路员工没有军队的保护，祇有随带几名没有实力的路警，以致入夜之后，共匪即出没于路上，十足土匪的行为。共匪的目的自然是破坏南北交通孔道，阻碍国军的接防华北。因为苏俄其时正陆续在我东北扩张其势力，并掠夺大量物资，阻我接防军队在天津秦皇岛以及大连营口等地登陆。在苏共配合工作之下，国军遂无法由陆路或水路至华北接防。至于战时难民之还乡，与民生日用货物之运转，更不是中共心中的事。

由这个时候起，一直几个月，不要说通车济南或徐州，即在徐州以南以至浦口的一段已是修修坏坏，坏坏修修，迄无宁日。人力不必问，修路的钢轨枕木大量消耗，一时已无法补充。当初对此路修复尚抱乐观，至是情形乃愈演愈严重。不但交通难以恢复，且国共双方之军事冲突日益尖锐。十月廿二日共产党宣言退出长江以南，惟苏北鲁南则更紧。九月间政府原已邀请中共头目到重庆商谈。十月十一日政府且公布与中共会议纪录十二项，决定由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我方将交通频遭破坏事在重庆向中共质询。中共虽遁辞知穷，但亦不得要领。而华北交通除津浦外，如胶济，如陇海，如平汉，如正太，亦时遭破坏。甚至拔去轨道或道钉，使列车出轨，伤毙旅客，在所不顾。至于东北各路则另由苏军盘踞，不允由国军接管，中央更感鞭长莫及。此为马帅到华以前三个月间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