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带（第2/13页）

实际上，就像其他所有形式的心胸狭窄，对于新来者的敌意很可能有其目的，即以“他们”为代价来加强“我们”的无意识尝试。简而言之，去建立被压迫者中的团结。因为被压迫者之间缺乏团结正是其额外遭受痛苦的根源，尽管囚犯们并没有广泛认识到这一点。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地位的竞争，这是我们文明中一个无法抑制的需要：饱受羞辱的老资格们，习惯于将新来者作为目标，以发泄他们所遭受的羞辱，用他的痛苦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补偿，并为他们建立一个地位更低的形象，从而将他们从地位更高者处遭受的痛苦负担转嫁给新来者。

至于特权囚犯，情况愈加复杂，也愈加重要。在我看来，这其实是极为重要的。相信地狱般的纳粹体制可以使受害者的灵魂得以净化，这真是一个天真、荒唐的历史性错误：这个体制损害他们的道德和尊严，同化他们，尤其当他们是空虚的、可以利用的，并缺乏政治或道德盔甲的时候。从众多方面看来，是时候去探索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间（不仅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空间了。与以往的尝试相比，比如，许多电影，我们要更加小心翼翼，运用更清醒的头脑去探索这一空间。只有过分简化的浮华辞藻才会宣布这个空间里是一片空白——它从未如此，这其中充满了下流而可悲的形象（有时他们同时具有这两种品质）。如果我们想真正地了解人类，如果我们想知道，当类似的考验再次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应该怎样保护我们的灵魂，甚至如果我们只想了解一个巨大的产业工厂里到底发生着什么，那么这些形象是不可或缺的。

特权囚犯是集中营里的少数，然而他们代表着幸存者中的大多数。事实上，即使不考虑艰苦的劳动，残酷的殴打，寒冷和疾病，即使对于最节俭的囚犯来说，食物配额也是绝对不足的——机体的生理储备在两三个月内就消耗殆尽。死于饥饿或死于因饥饿引起的疾病，是囚犯们通常的宿命。只有额外的食物才能避免这样的下场。获取额外的营养需要一份特权——或大，或小，或被赋予，或依靠征服，或凭借精明的头脑，或来自暴力的抢掠，合乎或不合乎规定——任何特权，只要能让一个人凌驾于普通囚犯之上。

那么，千万不要忘记，大多数幸存者的记忆，口头的或书面的，都始于与集中营现实的碰撞，还有，同时，兼任集中营职务的囚犯，一批新的、奇怪的敌人那无法预知、无法理解的侵扰。他们不会握住你的手，安慰你，教导你在集中营生活的诀窍，而是冲向你，用一种你听不懂的语言向你狂吼，痛打你的脸。他想驯服你，熄灭他早已失去但你却可能仍保有的尊严的火花。但如果这份尊严让你有所反抗，那么你必然惹了大麻烦。集中营里有着不成文的铁律，“zurüchschlagen”：敢于以牙还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罪过，尤其对于“新来的”，这种念头只能放在脑子里。对任何犯了这项罪过的人必须杀一儆百。其他兼职囚犯蜂拥而至，扑灭对秩序的威胁。他们会暴怒而巧妙地殴打“罪犯”，直到他驯服或死亡。特权，当然，捍卫和保护特权。

我现在还记得意第绪语和波兰语把特权说成“protekcja”，发音为“普罗泰克斯亚”，显然起源于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有人曾告诉我一个意大利“新来者”的故事，一名游击队员，以政治犯的罪名被投入劳动营。那时他还精力充沛。在分汤时，他就挨了打，而他居然胆敢推搡负责分汤的囚犯。后者的同事们立刻赶过来帮忙。“罪犯”被当作杀一儆百的例子，脑袋按进了汤桶里，活活淹死。

特权的崛起，不仅存在于集中营里，也存在于任何人类群居的环境中。它是一种痛苦却无法消失的现象——只有乌托邦才不存在特权。正义的人有责任通过战争去消灭所有不应存在的特权。但我们不能忘了，这样的战争是永无休止的。当权力被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所掌握去奴役大多数人时，特权就会出现，并滋生蔓延，甚至违背权力的本意。从另一方面来说，权力通常纵容和鼓励特权。让我们回到集中营这个话题。集中营（甚至苏联的集中营）可以看作是一个优秀的“实验室”：兼职囚犯（他们既是囚犯，又兼任集中营职务）的混杂阶级组成了集中营的骨干，同时也构成最令人不安的因素。它是灰色地带，简单地定义为“与主／客两个阵营都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一个地带”。灰色地带拥有极为复杂的内部结构和内容，让我们难以对它做出正／邪的判断。

勾结纳粹、享受特权的灰色地带诞生于多个根源。首先，权力范围越受到限制，就越需要外部辅助。在二战最后的年头里，纳粹为了对抗盟军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流尽了鲜血，如果没有外部的辅助力量，他们就无法维护在欧洲占领区的统治，为前线提供新生力量和给养。当德国本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被占领国不仅要提供劳动力，还要提供维持纳粹统治的军事力量——德国权力的代言人和管理人。在这个名单里，尽管程度不一，包括挪威的吉斯林，法国的维希政府，华沙的犹太人事务理事会，意大利的萨罗共和国，负责最肮脏勾当的乌克兰和波罗的海雇佣兵（从未参加战斗），以及囚犯特遣队（德语：Sonderkommandos）。对于后者，我们还将进行更多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