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带（第3/13页）

但合作者来自敌人的阵营，以前的敌人，显然是不值得信任的：他们背叛过一次，就能背叛第二次。让他们只从事那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并不够；约束他们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担上罪行的重担，披上血腥的外衣，尽可能摧毁他们的人格，从而构成一种同谋关系，让他们从此无法回头。各种犯罪组织深谙此道。黑手党就一直采取这种方法，这样才能解释20世纪70年代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罪行。

第二，与那些理想化的传记和模式化的辞藻恰恰相反，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这其中有着无数微妙的变化和动机：恐怖；意识形态的诱惑；对胜利者的奴态模仿；短视地渴望任何形式的权力，即使荒唐地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懦弱；还有，最后的，精明的算计，希望逃避强加的命令和秩序。人们会同时带有一种或多种动机，但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动机，都在形成灰色地带的时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简而言之，维系灰色地带各个组成部分的基础，是人们希望在面对没有特权的囚犯时，保留和加强自己已建立的特权。

然而，在讨论迫使某些囚犯在一定程度与集中营当局合作的动机前，我们必须声明——对这些人类行为进行严格的道德审查是草率的。当然，极权政体的结构、体制应该有最大的责任，而个人作为或大或小的合作者所承担的罪行则是难以估量的。只有一个人设身处地，有机会看看自己在高压环境的所作所为，才有资格去评判这些囚犯的罪行。19世纪的小说家和诗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很清楚这一点，他曾说过：“内奸，压迫者，所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侵害他人的人，是有罪的，不仅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我们并不排除受害者也会犯罪，有时客观的罪行还很严重，但据我所知，人类的审判团并没有资格去审判这些罪行。

如果是我，如果被迫让我做出判决，我会很高兴地无罪释放所有在最极端的高压环境中，只在最小程度上与纳粹合作的那些人。在我们这些普通囚犯的周围，充满了一些低等级的兼职囚犯，一个别致的生态群落：清洁员、洗壶人、值夜人、床铺整理员（德国人固执地要求床铺必须平整、被褥叠成方形，他们则充分利用了这微不足道的优势）、虱子疥癣检查员、通信员、翻译、助手的助手。一般来说，他们是像我们一样可怜的家伙，像其他人一样担负艰苦的劳动，只是为了多获得半升汤，而情愿担负这些以及其他“三级”职能：无害，有时甚至有用，都是整个工作分出的一些零碎杂务。他们很少使用暴力，但他们习惯于发展一种群体性的心态，并积极地防备“上面”或“下面”的人攫取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特权，不管怎么说，必然要增加额外的工作和困难，而得到的实惠不多，也不能让他们免于每人必须面对的痛苦和纪律。而他们对于生命的希望，本质上与那些没有特权的囚犯并没有区别。尽管他们粗鲁并盛气凌人，但并不被囚犯们视为敌人。

对于那些担任管理职务的囚犯来说，判断就变得更加多变，难以确定：劳动队长（“卡波”：德语叫做“kapo”，直接来自意大利语中的“capo”，但读音更短，由法国犯人率先使用，几年后，因邦特克沃的同名电影而流行起来，因为它与“capo”的含义不同，而被意大利人乐于使用）、宿舍舍长、办事职员，等等。而在办事职员的圈子里（我当时甚至都没有想到它的存在），囚犯们担任着形形色色的技能职务，常常是集中营行政职能中最专业的职务，如政治处（实际上是盖世太保的一个部门）、劳动服务部，甚至刑罚室。他们中的一些人，凭借技能和运气，接触到各个集中营里最秘密的信息，像奥斯维辛的赫尔曼·朗本（Herman Langbein），布痕瓦尔德的尤金·科根（Eugen Kogan），毛特豪森（Mauthausen）的汉斯·马萨利克（Hans Marsalek，后来书写了该集中营的历史）。我们不知道是应该钦佩他们的勇气，还是他们的机智，通过有意识地研究他们所接触的党卫军军官，了解哪些人可以买通，哪些人可以劝阻，以避免更残酷的压迫，哪些人可以勒索，哪些人可以欺骗，哪些人可以用“大清算”（redde rationem）的前景来恐吓，从而让他们能以许多具体的方式帮助狱友。他们中有一些人，比如，上面提到的这三个人，又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鉴于他们既是“抵抗成员”又是秘密的掌握者，所以他们凭借职位所换取的权力与他们所承受的极端危险是相互抵消的。

我们刚刚所描述的兼职囚犯，他们根本不是，或仅仅表面上是纳粹的合作者，实际上却是伪装的对手。但绝大多数担任管理职务的囚犯并非如此，在这些专业人员中，既有普通平凡的人，也有邪恶透顶的恶棍。与其说权力让人身心俱疲，不如说权力腐蚀人格。而鉴于这些囚犯手握权力的特殊性，所受到的腐蚀便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