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带（第5/13页）

不可否认，在集中营内外，都存在一些灰色的、立场模糊的人，准备出卖人格和道德。而集中营内的极度压力倾向于提高他们的地位；他们既是犯罪的主体（随着他们选择的自由度的提高，他们的罪行也迅速增长），也是体制犯罪的载体和工具。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压迫者，在他们犯罪的同时，或者（更多的时候）犯罪之后，会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可能体验到怀疑和不安，甚至受到惩罚。但这种痛苦不足以让他们归于受害者的行列。出于同样的原因，囚犯们的错误和缺点不足以把他们等同于他们的看管们。集中营里的囚犯成千上万，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也几乎来自欧洲的每个国家，代表着人类的一种平均的、未经选择的抽样。即使不考虑他们骤然坠入的这个地狱般的环境，人们也没有道理要求他们（正像那些虚华辞藻所维护的）达到圣徒或禁欲哲人般的行为标准。事实上，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行为都是预先规定的。在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被剥夺到只能单纯地生存下去，在一个毫无选择（尤其是道德选择）的环境中，每天在饥饿、寒冷、疲劳和殴打中挣扎。在这些人里，很少有人能在这样的考验中幸存下来。而他们的幸存，只是靠着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组合。总之，他们是靠着运气活了下来。除了刚开始时他们的健康条件可能都很好，试图在他们的命运中寻找一些共同点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意义。

奥斯维辛和其他灭绝营的特遣队（Sonderkommando）代表了合作者的一个极端案例。对于他们来说，人们难以提到“特权”——他们的特权仅限于（但多么巨大的代价！）在几个月内能够吃饱。这肯定不会招致其他囚犯的嫉妒。这个非常含糊的字眼，“特遣队”，党卫军指的是那些值得信赖，去操作焚尸炉的囚犯们。他们的任务是在新到的、要被送进毒气室的囚犯（往往完全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中维持轶序；从毒气室运出尸体；拔掉尸体的金牙，剃掉女犯的头发，整理和归类衣服、鞋子和行李箱里的东西；把尸体送进焚尸炉，并监视炉体的运转，提取和清理骨灰。奥斯维辛的特遣队，视时间不同，人数从700人到1000人不等。

特遣队并不能逃脱其他每个人的命运。恰恰相反，党卫军千方百计使任何特遣队员都无法存活并说出真相。在奥斯维辛，前后共有12个特遣队，每个特遣队在几个月内维持有效运作，然后即被屠杀。每次德军都采用不同的诡计来避免他们进行可能的抵抗。每个特遣队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焚烧他们前任的尸体。在1944年10月，最后一个特遣队进行了暴动，炸毁了其中一个焚尸炉，随后在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斗中被镇压（我稍后会介绍这场战斗）。所以，特遣队的幸存者极少，只有个别人因为命运一时不可预见的异想天开才侥幸存活。在解放后，他们中没有人愿意述说他们可怕的生活境遇。我们关于特遣队的信息，来自于幸存者贫乏的证词；来自于他们的“教唆者”在各个法庭上的供述；来自于偶然接触过特遣队的德国或波兰“平民”的证词，还有最后的，某些特遣队员，为了未来的记忆而狂热书写的日记。这日记被极端小心地埋藏在奥斯维辛焚尸炉附近。所有这些信息相互一致，但我们仍然发现难以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幅完整的画卷，去了解他们每天如何生活，如何看待自己，如何接受他们的生活境遇。

最开始时，党卫军从已进入集中营的囚犯中挑选特遣队员。人们已经证明，党卫军在挑选时不仅看重囚犯的体力，也根据对面容的深刻研究。在极少数情况下，这种选拔被当作一种惩罚措施。后来，党卫军更喜欢在铁路站台上，直接从每班到达的囚犯中挑选候选人——那些新来的囚犯在运输过程中已经筋疲力尽，失去抵抗能力，在踏出火车的关键一刻，每个人都真正感到站在神秘、可怕而黑暗的门槛前，他们绝望，迷失了方向。党卫军的“心理医生”发现，在他们中抽调人选要容易得多。

特遣队基本是由犹太人组成。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集中营的主要目标就是灭绝犹太人，而且，从1943年起，奥斯维辛人员的90%—95%都是犹太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巨大的背叛和仇恨让人震惊——必须让犹太人把犹太人放进焚尸炉；必须表明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低等民族，对于任何命运和羞辱都逆来顺受，哪怕是灭绝他们自己。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党卫军都乐于把大屠杀当作每天的工作；他们把一部分工作（事实上，最肮脏的工作）委派给受害人来完成，从而宽慰（而且很可能的确有效）某些人的破碎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