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梦醒之后：散文在“战斗”与“闲适”之间（第5/12页）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

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之后五日

这里的“出离愤怒”更与鲁迅有惊人的相似。在鲁迅的对比下，人们总觉得周作人是一个浑然的“闲适”。其实真正的闲适，没有战斗做基础，也是做不到的。不曾战斗过的人，哪里懂得闲适的意义和可贵。此时的周作人首先是一名披坚执锐的勇士，然后才做了一位解甲归田的员外。

林语堂在《语丝》上发表了《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讨狗檄文》、《打狗释疑》、《论骂人之难》等文章，揭露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坪击学者名流的丑恶行径，摇旗呐喊，可称一员闯将。但有时含蓄不够，近于骂人。30年代，林语堂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大杂志，走上提倡幽默之途。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

《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善引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尤其是用得着。

战士渐渐变成隐士，很难断其优劣。但至少这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是颇耐思忖的。

刘半农、钱玄同也是骁勇善战之属。刘半农的《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悼“快绝一世·徐树锋将军”》，钱玄同的《告遗老》等，皆庄谐杂陈，挥洒自如。但他们后来也都趋向“隐士”之途，曾激烈主张“人过四十就该枪毙”的钱玄同，过了40岁后变得稳健平和多了，因此鲁迅的《教授杂咏》中写道：“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很幽了此公一默。

其他如孙伏园、川岛等，也在“五卅”、女师大风潮、“三一八”、“四一二”等事件上表现出战斗的精神。以上这些战斗的文章所共同形成的文体风格，就被人们称为“语丝体”。

关于“语丝体”，《语丝》第54期的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中论道：“我们的目的是在让我们可以随便说话。”“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鲁迅则做了一个几乎成为定论的概括：“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

当然，《语丝》上并不全是杂文，也不全是散文，还有淦女士、章衣萍、废名等人的小说。即便杂文，也不全是“语丝体”。但刊物的名称能够成为一种文体的名字，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就在战斗的“语丝体”所向无敌的同时，另外一种从1921年开始的不战斗的文体也莺飞草长，遍地生香。

1921年6月8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周作人的文章，叫做《美文》。文中说：

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阑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

周作人这里所说的就是英文里的Essay，可译作随笔、小品文、絮语散文、家常散文、随笔散文等。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里说：

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

幽默、雍容、漂亮、缜密，便是“美文”的主要特点。周作人首开风气，并乐此不疲。如果说鲁迅是战斗性杂文的元帅，那么周作人便是美文的状元。他推崇小品文说：“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周作人自己则写出了这种性情文字的一篇又一篇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