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梦醒之后：散文在“战斗”与“闲适”之间（第7/12页）

周作人的“瓦屋纸窗”之下，东倒西歪地聚集了几个茶友俞平伯、钟敬文、废名等。

周作人曾说：“平伯所写的文章，自具有一种独特的风致。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的新。”又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堙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我读平伯的文章，常想起这些话来。”的确，俞平伯的散文经常示人以一种名士风度，使人于微暖轻醺中有不知身在何世之感，且看名篇《陶然亭的雪》中的一段：

我只记得青汪汪的一炉火，温煦最先散在人的双颊上。那户外的尖风呜呜的独自去响。倚着北窗，恰好鸟瞰那南郊的旷莽积雪。玻璃上偶沾了几片鹅毛碎雪，更显得它的莹明不滓。雪固白得可爱，但它干净得尤好。酿雪的云，融雪的泥，各有各的意思，但总不如一半留着的雪痕，一半飘着的雪花，上上下下，迷眩难分的尤为美满。脚步声听不到，门帘也不动，屋内没有第三个人，我们手都插在衣袋里，悄对着那排向北的窗。窗外有几方妙绝的素雪装成的册页，垒垒的坟，弯弯的路，枝枝枒枒的树，高高低低屋顶都秃着白头，耸着白肩膀，危立在卷雪的北风之中。上边不见一只鸟儿展着翅，下边不见一条虫儿蠢然的动，（或者要归功于我的近视眼）。不用路上的行人，更不用提马足车尘了。唯有背后热的瓶笙吱吱的响，是为静之独一异品；然依昔人所谓“蝉噪林逾静”的静这种诠释，它虽努力思与岑寂绝缘，终久是失败的哟。死样的寂每每促生胎动的潜能，惟万寂之中留下一分两分的喧哗，使就烬的赤灰不致以内炎而重生烟焰，故未全枯寂的外缘正能孕育着止水一泓似的心境。这也无须高谈妙谛，只当咱们清眠不熟的时光便可以稍稍体验这番恳谈了。闲闲的意想，乍生乍灭，如行云流水一般的不关痛痒，比强制吾心，一念不着的滋味如何？这想必有人能辨别的。

这里写的是北国的雪，如果与稍后鲁迅所写的《雪》相比，则不啻有云壤之别。后者是升腾闪烁，蓬勃奋飞，而前者却是“死样的寂”。作者自称是“逢人说梦”之辈，他所编织的梦与周作人所造的“瓦屋纸窗”之趣是异曲同工的。

1923年8月，俞平伯和朱自清同游秦淮河后，各自写了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朱自清写得简朴舒缓，特别在写到他们拒绝了歌女的卖唱时的内心矛盾，坦诚老实，灵魂解剖意味颇浓。而俞平伯着意渲染一种“怪异样的朦胧景色”，并从中寻找禅理。对于歌女的卖唱，他承认“有欲的微炎”，但之所以拒绝，“佩弦说他的是一种暗昧的道德意味，我说是一种似较深沉的眷爱”。俞平伯尽力做出“无所用心”之态，想在人事之外沉人如下的世界：

虽同是灯船，虽同是秦淮，虽同是我们；却是灯影淡了，河水静了，我们倦了，——况且月儿将上了。灯影里的昏黄，和月下灯影里的昏黄原是不相似的，又何况入倦的眼中所见的昏黄呢。灯光所以映她的裱姿，月华所以洗她的秀骨，以蓬腾的心焰跳舞她的盛年，以饧涩的眼波供养她的迟暮，必如此，才会有圆足的醉，圆足的恋，圆足的颓弛，成熟了我们的心田。

这真是有些令人神往的“闲适”。然而23岁的作者真的这般“圆足”吗？俞平伯自己也不敢承认：

凡上所叙，请读者们只看作我归来后，回忆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二，微薄的残影。若所谓“当时之感”，我决不敢奢望诸君能在此中窥得。即我自已虽正在这儿执笔构思，实在也无从重新体验出那时的情景。说老实话，我所有的只是忆。我告诸君的只是忆中的秦淮夜泛。至于说到那“当时之感”，这应当去请教当时的我。而他久飞升了，无所存在。

他聪明而清醒地回避了。于是，在作者着意酿制的“幽甜”之中不免掺人了几丝“苦涩”。苦涩便宣布着并非真的闲适，这与周作人是一样的。其实，俞平伯也自有他“战士”的一面，他日后竟有这样的文字：

革命党日少，侦缉队日多，后来所有的革命党都变为侦缉队了。可是革命党的文件呢，队中人语，“于我们大有用处”。

还有“站起来是做人的时候，趴下去是做狗的时候，躺着是做诗的时候”。可见，倘要百分之百地真闲适，也就不会写这些闲言语了。老子若无为，何来五千言？周作人师徒们的闲适中，实在有一股“想做战士而不得”的悲哀。对于鲁迅那些“做稳了战士”的人，他们似乎不满或不屑，但在那刻意标榜的闲适中，真有几分介于在战斗的墙下做小角色和“他们竟不来叫我”之间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