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梦醒之后：散文在“战斗”与“闲适”之间（第9/12页）

确实，许地山的宗教没有刻意雕凿的“废名气”。他无怨无悔，乘着宇宙的轮回而前进，恰如《暾将出兮东方》一篇所昭示的：

黑暗是不足诅咒，光明是毋须赞美底。光明不能增益你什么，黑暗不能妨害你什么，你以何因缘而生出差别心来？若说要赞美底话：在早晨就该赞美早晨；在日中就该赞美日中，在黄昏就该赞美黄昏；在长夜就该赞美长夜，在过去、现在、将来一切时间，就该赞美过去、现在、将来一切时间。说到诅咒，亦复如是。

虽无宗教气，但与许地山一样给人以脚踏实地之感的是叶圣陶。他的散文也有“讲道理”的地方，如《没有秋虫的地方》中这一段：

大概我们所蕲求的不在于某种味道，只要时时有点儿味道尝尝，就自诩为生活不空虚了。假若这味道是甜美的，我们固然含着笑意来体味它；若是酸苦的，我们也要皱着眉头来辨尝它：这总比淡漠无味胜过百倍。我们以为最难堪而亟欲逃避的，唯有这一个淡漠无味！

叶圣陶的文章经常被选入中学课本，因为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讲：“我以为一般的高中学生，要取作散文的模范，当以叶绍钧氏的作品最为适当。”不过，叶圣陶的创作是以质量稳定取胜，他没有水平线下的劣品，但亦缺少精美绝伦之作。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说：“他的文笔好处是平稳，缺点是平庸。一般说来抒情写景的文字都平稳流畅，但一谈问题便捉襟见肘。”其实，叶圣陶也有不“平稳”的时候，《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就充满了愤怒的吼叫：

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我诅咒你们：你们灭绝！你们销亡！你们是拦路的荆棘！你们是伙伴的牵累！你们灭绝，你们销亡，永远不存一丝痕迹，永远不存一丝儿痕迹于这块土！

看来，要完全避免“战斗”似乎是很难的。因为那是个战斗的年代。但另一面，尽管是个战斗的年代，20年代初、中期的散文，仍然以百花齐放之姿，绽出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神采。

同是带有战斗性的杂文，陈西淫（1896-1970）的《西滢闲话沖的文章在20年代显得颇为与众不同。陈西滢是“现代评论派”的锋线人物，《现代评论》“闲话”专栏的作者。他的闲话有剧评、影评、书评、随感、杂谈、笔记，人物评，创作评等，擅长说理议论，但态度有些复杂，有时批判政府，有时批判民众，有时批判洋人，有时又批判国人。有人说，鲁迅不也是这样么？其实不然。鲁迅的批判是外冷内热，出发点是明确的启蒙爱国立场。而陈西滢则给人高高在上之感，仿佛谁都不如他理智、公允，他的“闲话”是站在事情之外的冷眼旁观，并不连自己烧在其内，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闲”。即如五卅运动期间，陈西滢发表了《五卅惨案》、《干着急》、《多数与少数》等文章，表面上也是在批评帝国主义的暴行，但却很少有批判的言辞，多是讲些细碎小事表示自己的冷静。如《五卅惨案》中先是忧心新闻不畅，使外国友人不知真相，又谈到如何能使募捐公平，接着却又批评起中国群众的心理。掂量全文，反帝的框架已被具体的“怠工”抽空得所剩无几。陈西滢之所以反帝，是因为五四惨案激起全民仇忾，在鲜血面前再唱反调，将成为千夫所指。于是他东指西责，聊作敷衍，其实，倘是好汉，就应不怕“独战多数”，就应勇于在惊涛骇浪中明示自己的立场，高呼几声“我就是热爱帝国主义，我就是恶心讨厌中国人！”正是陈西滢表里不一的态度、首鼠两端的文笔，令鲁迅等人格外鄙视，也使得《西滢闲话》既无“美文”风致，又无“杂文”的爽快。出于对这么一本书的文学史特色的尊重，人们勉强找出它的一些优点，如有学识、有幽默感、有批判精神等；但这些已经并不重要了。说得刻薄一点，陈西滢实在是托了鲁迅的福才留下些许文名。《西澄闲话》的初版广告云：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鲁迅便写了《辞“大义”》、《革“首领”》、《“公理”之所在》、《意表之外》等文痛斥这种行径。但借攻击名人以成名这条路实在富有吸引力，翻翻《鲁迅全集》的注释，看看今日那些专以骂人起家的“青年批评家”，可证此言不谬。

其实，陈西滢有些无所顾忌地直抒自己胸臆，不装模作样，不四平八稳的文字，倒称得上是好文章。如《民气》最后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