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之下（第2/5页）

盛宣怀聚敛财富的路径，与这些人并没有大的差别。同样都是国有资产的打工者和看护者，他们的财富显然不是来自于薪水，而是另有渠道。一是股份，这些企业虽然大多是由国有资金支撑着，但打的却是“官督商办”的旗号，财政投入并不作为股本金，而是作为政府的无息或低息贷款，管理者可以“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两道的信息不对称，两头忽悠，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得以占据不少股份。二是经营中大建“老鼠仓”及进行关联交易，但凡企业的要害部门均安置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然后建立很多外围公司，承接本公司的业务——大河的肥水自然就流到了自家的小河里。

晚清政府的对外债券。1911年5月20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1000万英镑（先付600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

在那个年代，贪腐已是常态，官员们倘能在贪腐之外还做点实事，就已经算相当具有先进性了。盛宣怀自己在写给醇亲王的信中就说：“盖今日之天下，做官人收名利而人尽趋之，办事人受谗谤而人尽戒之。”

盛宣怀的高明之处，或者说幸运之处，在于他持有大量股票的这些企业及时地进行了改制，从而多少摆脱了政治力量的牵制。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组成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1909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共有732名（代表31164张股票）股东参加，选举产生了招商局首届董事会。在董事会的9名当选者中，盛宣怀以4769张得票高居榜首，当选为董事会主席。这些表明，随着股份制的推行，在这些企业中，股东开始取代政府，“商办”取代“官督”，而成为企业管理中的主导力量。同样，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盛宣怀被推举为总理，随后又被推为董事长。好歹能得到法制保护的企业股权，以及大量投资于租界内的动产或不动产，为盛宣怀的财富建立了一道防火墙，抵挡来自官场的不可测的风波冲击。

与同时代大多数富豪不同的是，盛宣怀首先并且一直都是体制内的人。与其说他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去谋求政治上的保护，不如说是他在政治上的敏锐与老练造就了在经济上的成就与地位。

早在戊戌年间，作为一名改革的实际操作者，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更有影响力的改革实践者一样，盛宣怀明智地与康梁等口水改革家们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他认为，康有为等“将尽举吾国之政教、法制而变易之，然不揣其本，不清其源，变法太锐，求治太急，朝局水火，萧墙干戈，忧未艾也”。盛宣怀是位实干者和践行者，通观《宣统朝政纪》，盛宣怀的姓名出现70多处，几乎都是奉旨接办某项艰难的任务，比如对外谈判、对内赈灾。

但这次，盛宣怀并不知道，前方居然是一个极大的厄运在等待着自己。

众矢之的

铁路国有就是盛宣怀唱响的第一个高八度，赢得了那些为路所困、切盼中央政府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

陕西巡抚恩寿请求将西潼铁路收回官办。

山东巡抚孙宝琦请求将烟潍路收归官办。

江西籍在京官员集会，一致赞同江西官商各界提出的将九南铁路收回国有。

福建漳厦路公司打报告给邮传部，请求赶紧派人“接管经理，并召集股东开会，布告暂行由部接收”。

云贵总督李经羲致电盛宣怀：“桂蜀国有，从速宣布为宜。”他很实诚地认为“滇、黔、桂以无力，望国有”，不似湘、粤、蜀那样“为私利抗国有”……

但是掌声未息，本该对国有政策报以最大掌声的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却是嘘声一片。掌握了话语权的商办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将铁路国有看作是对既得利益的极大侵犯，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盛宣怀和邮传部成了众矢之的。

国有政策宣布后数日（5月12日），粤汉铁路湖南公司在长沙贾公祠召开大会，到者数百人；次日，又在教育总会开会，到者数千人；再后一天，继续在教育总会开会，到者就达到数万人。商议的主题则是，如何以抗拒为手段实现利益最大化。

会场气氛是激动的，甚至有点感人。有一名叫贾武的人慷慨陈词后，居然切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自言誓不与盛宣怀共戴天”。据说，一时间“满座痛哭，声震屋瓦”。在之后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我们能不断发现这种动辄千人万人的集体哭场景象。那些在铁路建设方面成绩平平的高管们却在动员民意、操纵集体无意识方面显露出了出色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