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之下（第3/5页）

最后，湖南方面决议，“万众一心，恪遵先朝谕旨，及宣统二年上谕，完全商办，实力推行”，“租股、房股、薪股，照旧收集”。除了上访请愿外，他们还决定：对于那些“反对湘路之完全商办、妨碍湘路建筑”的人，“湘人认为公敌，以强硬手段对付之”。这是近代史上首次公开地因经济问题而诉诸“强硬手段”的人身威胁。他们还表态说，“外国人如来湘强事（铁路）修筑，湘人必集合全体共谋抵制，无论酿成如何外交巨案，在所不顾；若部派督办来湘，湘人亦以此法对付之”，“我辈定以死力争之，闭市、停课、抗租，均确定为最后之办法”。

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这种对抗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国家、民族、地方、股民，还是这些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靠路吃路”的高管们。

信息不对称下的群众动员，效果很好。5月16日，长沙、株洲一带铁路工人一万余人“一概停工”，进入长沙示威游行，“沿途声称，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罢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传单上则出现了更多的敏感词：“我们办我们的路，他借他洋人的钱。万一我们修路的时节，有谁来用强迫手段压制我们，那时我们做百姓的人，横直是一条死路，大家把这条性命，与他拼一场，在学堂的人，大家散学，做生意的，大家闹市，湖南全省的粮饷，大家是不肯交的，看他把我们湖南的百姓怎么办呢？”言辞间充满了情绪的对抗。

清末城市街头的拉洋片。拉洋片又称“西洋景”，其实无论和“西洋”还是“东洋”都毫无干系。在中国，冒名的东西多了。

湖北的情况也类似。《申报》在5月15日报道说：“湖北商办铁路公司、铁路协会、谘议局各大团体，以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上谕近于政府夺民权利，将来输入外债授权他人，殊可惊惧。遂于昨日刊发传单，奔走相告。拟即日开会举代表赴摄政王府第，泣求收回成命，仍准商办。”

这对革命党来说，也是绝好的机会。在革命党的暗中鼓动下，湖北多次举行千人集会，革命党人陶勋成亲自上阵，痛斥政府媚外辱国，也在公开大会上断指明志，而留日学生江元吉则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16个字。

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年初才创刊，此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呼唤“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何海鸣则发表了《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鼓吹反政府暴动。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查封《大江报》报馆，逮捕何海鸣、詹大悲。

里程最短、筹资最顺利、铁路完工最多的广东省，本来受铁路国有政策的冲击很小，但他们也站出来对抗中央政府，以便为自己赢得更好的谈判砝码。广东铁路公司的绅商们“大动公愤，纷筹对待之法，已决定一面奏劾盛宣怀，一面质问总协理大臣”（《申报》）。在6月10日的广东粤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股东表示要“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对政府的“破坏”全力反抗，甚至也喊出了“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的杀气腾腾的口号。

后来闹得天翻地覆的四川铁路公司，此时相当安静，原因则也是“利益”二字：四川的绅商们都在等待着政府出手，将他们从极度亏损的经营泥潭中解救出去……

“卖国贼”的合同

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抗中央政府，这显然令各省商办铁路公司有点“害羞”。

不久，一个极好的“抓手”出现了：国有诏书发布后11天，中央政府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引进1000万英镑的巨额外资，投入铁路建设。各省欣喜若狂：这下子可以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高度来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了！

这笔外资的引进是张之洞生前未能完成的任务。张之洞从比利时人和美国人手中收回粤汉铁路并改为商办后，“爱国荷尔蒙”没多久就被各省商办铁路公司纵欲般的腐败与低效消蚀殆尽，“翻然悔悟，不护前非，仍拟借款筑造，乃向英德法三国银行订定借款草合同”。1909年6月6日，张之洞与英德法三国银行签订了550万英镑的贷款协议，年利率5厘，专用于建造湖广境内粤汉与川汉铁路。但此协议在中央政府最后批准前发生变故，“美国援案插入，暂缓陈奏”，而“张之洞旋即病故，此事遂一搁至今”。时人感慨，自从粤汉铁路从洋人手里废约收回以来，“已阅七载，倘若无此翻覆，粤汉早已告成，亦如京汉，已届十年还本之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