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转弯（第2/5页）

中国古代没有严格的国家与世界的概念区别。《诗·小雅·北山》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大雅·民劳》中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在他们那里“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

春秋战国时中国主要处于内部竞争时期，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对外观念，所以齐国孙武可以跑到吴国去当将军，苏秦也可以身背六国相印。

当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原有中央王朝和诸邦并列的格局被统一国家取代，中国结束了内部的斗争，眼界开始调向外部世界。从此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之外无国，只有族，即蛮夷。《后汉书·鲁恭传》说：“夫夷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人之制，羁縻不绝而已。”季布说，“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7”贾谊8言，“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崇汉抑夷的民族思想奠定了中国后来“天朝上国”地位的基础。

汉武帝时期，通过几次大规模对匈奴用兵，取得对匈奴的决定性优势，大汉王朝在东亚地区的领先地位得到巩固。

汉的强大，迫使周边国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向中国进贡：公元前124年，“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9；西汉昭帝、宣帝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修奉朝贡，各以其职”10；东汉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秋，“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郡内附”11；东汉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12。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绩彪悍的朝代，不仅统一了分裂三百余年的乱世中国，而且远征突厥，使其分裂成东西两部，灭吐谷浑、琉球等国，收其地为州县，又与靺鞨、铁勒、室韦、契丹等民族开战。伴随强大武力的是天朝体系的重建，中国为宗主国，周边国家为附属、藩属国，对中国称天朝宗主国，从此，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先地位就没有动摇过。

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了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他西洋、南洋等国13为“不征之国”。由此确立的朝贡体系成为东方世界通行的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国的中央政权成为一元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构成中央政权的外藩。明朝时期，无论是朝贡国的数量、地域分布，还是朝贡的频繁程度，都远远超过前朝，并相应建立起一套与天朝观念相关的完整规范和制度。

公元1405-1433年郑和下西洋航行路线图

天朝上国，是中国任何一代皇帝都想要追求的一种自尊与自大，也能使中国人找到国家荣誉感。梁武帝萧衍时期，朝贡往来兴旺，“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长于前代矣”。14梁书》的作者姚思廉对此满怀赞誉，“高祖以德怀之，故朝贡岁至，美矣。”151370年（洪武三年），明朝才立国不久，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接连派两批使节诏谕各国，前来朝贡，“以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们，各安其所。又虑诸蕃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前往谕，咸使闻知。”161416年（永乐十四年），在柯枝国17来贡时，明成祖朱棣不免有些洋洋得意：“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盖闻风而慕化者非一所也。”18

其实，天朝制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作为中国处理邻邦国际关系的一种原则，它强调的是天朝宗主国对藩属国的保护义务，藩属国要向中国“称藩纳贡”。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称藩纳贡”本来应该是一种让朝贡国感觉到负担而让中国得到实惠的制度要求，但是有趣的是各藩属国总是乐于来华朝贡，这归因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中国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作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总是对朝贡者给予大量的赏赐，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所以不但不是朝贡国的负担，反而成为中国的负担。因此，在现实中，有时中国统治者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不得不对各国来华朝贡的时间和规模作出种种限制和规定。

有鉴于此，有人指责天朝体系和天朝观念是“图虚名而招实祸”，中国为了实现自己天朝上国的虚名不得不担负保护藩属国的义务，这使得本来的权利义务关系变成了事实上的单方强制义务关系，所以即使是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还得出兵援助朝鲜、越南。